蜀中有杜处士，好书画，所宝以百数。有戴嵩《牛》一轴，尤所爱，锦囊玉轴，常以自随。一日曝书画，有一牧童见之，拊掌大笑，曰：“此画斗牛耶（也）？牛斗，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今乃掉尾而斗，谬矣。”处士笑而然之。古语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不可改也。
蜀中有一位姓杜的处士，喜好书画，珍藏的书画作品有数百件。其中有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幅，他特别喜爱，于是用锦缎作画套，又用玉作轴装饰起来，并经常随身携带。有一天，他晾晒书画，一个牧童看到了这幅画，拍手大笑，说道：“这画上画的是角斗的牛吗？牛在互相争斗时，力量用在角上，尾巴夹在两条后腿中间，但这幅画却画成牛摇着尾巴互相争斗，错了。”杜处士笑了笑，认为牧童的话是对的。古人说：“种田要问耕种的奴仆，织布要问织绢的婢女。”这个道理是不变的。
此文开篇一句点明了杜处士的喜爱及书画收藏的丰富，接着特意点出“戴嵩《牛》一轴”是杜处士特别珍爱的精品，并以“锦囊玉轴”四个字简洁形象地写出了这幅画在杜处士心目中的地位。然后才转入正题，写杜处士晾画时，一个牧童面对这样一幅珍品“拊掌大笑”，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了画的错误——“掉尾而斗”。以牧童特有的天真和对生活的熟悉，一方面说明错误的理由——“斗牛力在角，尾搐入两股间”；另一方面则通过“此画斗牛耶？”一问和“谬矣”这一肯定的结论，在嘲讽中表现了全文的主题思想，让杜处士不得不“笑而然之”。最后引用古语“耕当问奴，织当问婢”，进一步揭示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全文虽然只有寥寥数语，但牧童的天真未凿、处士的豁达冲和均跃然纸上，简洁生动，意趣盎然。
思想上，此文通过一个牧童指出大画家戴嵩画牛的错误之处，清楚地说明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深入浅出，耐人寻味；同时运用了寓言的手法，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故事当中，寄寓了“实践出真知”的真理，发人深思。
艺术上，此文有以下特点：
首先，此文叙述故事简炼生动。全文用字不多，却能扣人心扉。先写杜处士所藏“戴嵩《牛》一轴”，百里挑一，裱装精美，随身携带，爱不忍释，从而把戴嵩之画抬得很高，然而抬得高就摔得重；接着写对牛十分熟悉的牧童一眼看出了名画的瑕疵，指出它的失真谬误处，名画的价值也就一落千丈，顿失光彩。前后对照，大相径庭，使人心为之动，顿感可叹、可笑、可惜。
其次，此文用人物的语言情态表现人物的形象。牧童看见这轴画牛的名画，不假思索，顺口发问：“此画斗牛耶？”通过发问指出此画是“斗牛图”。由于牧童熟悉牛的习性，了解“斗牛”时牛尾所在的位置，于是接着说：“牛斗，力在角，尾搐之两股间。”而画中的“斗牛”则不然，与“斗牛”的常态不合，违背生活现实。牧童因而一语破的，明确指出：“今乃掉尾而斗，谬矣！”这是内行话，是其它行业的人所讲不出来的。在“知牛”这一点上，高于画家的牧童形象就跃然纸上了。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语言，用人物自己的语言来表现人物的形象是小说文体惯用的手法，此文能够运用这种手法，初步显示出小说的雏型，可以说是小说的萌芽，把这类小文看作是古代的“微型小说”也许无所不可。“情态”也是如此通过人物情态的描写，自然可以表现人物的形象，例如文中牧童“抚掌大笑”和“处士笑而然之”两种笑态，所表现的内容即有所不同：前句“抚掌大笑”是牧童耻笑画家的失真，喜笑自己能够指出其谬，洋洋得意；而后句杜处士的“笑”则笑得很勉强，自己珍爱的名画被牧童指出谬误，而牧童的话又是对的，无法驳倒，杜处士只好以“笑”表示赞同了。
最后，此文引用了古语“耕当向奴，织当间婢”，引用得恰到好处，在文中起到很大的作用：第一，点题。“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是为了说明“画牛当问牧童”，充分肯定了牧童熟悉生活，对名画批评得当。作者运用“引用”法，在篇末点题，不但突出主题，而且使主题得以升华，带有普遍意义。第二，结尾。引用古语结尾，留有余味，发人联想。第三，精警。此文所引用的古语，一共两句八字精炼深刻可以说是优美的“警句”，比用作者自己的话来叙述要精炼生动得多，从而节省了文字，效果也好得多。
此文作于熙宁元年（1068年），其时苏轼因父丧归蜀。一说此文创作时间不详，可能是元祐年间苏轼在京师任翰林学士、知制诰时所作。
天下事有难易乎？为之，则难者亦易矣；不为，则易者亦难矣。人之为学有难易乎？学之，则难者亦易矣；不学，则易者亦难矣。
吾资之昏，不逮人也；吾材之庸，不逮人也；旦旦而学之，久而不怠焉，迄乎成，而亦不知其昏与庸也。吾资之聪，倍人也；吾材之敏，倍人也；屏弃而不用，其与昏与庸无以异也。圣人之道，卒于鲁也传之。然则昏庸聪敏之用，岂有常哉？
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贫，其一富。贫者语于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富者曰：“子何恃而往？”曰：“吾一瓶一钵足矣。”富者曰：“吾数年来欲买舟而下，犹未能也。子何恃而往？”越明年，贫者自南海还，以告富者，富者有惭色。西蜀之去南海，不知几千里也。僧富者不能至而贫者至焉。人之立志，顾不如蜀鄙之僧哉？
是故聪与敏，可恃而不可恃也，自恃其聪与敏而不学者，自败者也。昏与庸，可限而不可限也；不自限其昏与庸而力学不倦者，自力者也。
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时先主屯新野。徐庶见先主，先主器之，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数。曹操比于袁绍，则名微而众寡。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北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将军岂有意乎？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总揽英雄，思贤如渴，若跨有 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先主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等不悦，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不祥鸟也。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其辞曰：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知命不忧。细故蒂芥，何足以疑！”
晓妆初过，沈檀轻注些儿个。向人微露丁香颗，一曲清歌，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杯深旋被香醪涴。绣床斜凭娇无那，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
靖安宅里当窗柳，望驿台前扑地花。
两处春光同日尽，居人思客客思家。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又字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坡仙。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市）人，北宋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与父苏洵、弟苏辙三人并称“三苏”。
嘉祐二年（1057年），参加殿试中乙科，赐进士及第（一说赐进士出身）。嘉祐六年（1061年），参加制科考试，授大理评事、佥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时，曾在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职。元丰三年（1080年），因“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宋哲宗即位后，出任兵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外放治理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地。随着新党执政，又被贬惠州、儋州。宋徽宗时，获赦北还，病逝于常州。南宋时期，追赠太师，谥号“文忠”。
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其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其文著述宏富，纵横恣肆，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与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善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合称“宋四家”；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寒食帖》《潇湘竹石图》《枯木怪石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