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殁辽水上。
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
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
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
九月里北边匈奴杀死汉军将领,皇家全军覆没在辽河边上。
离家万里无人收尸回送,家里都在城上招魂安葬。
妇人一生依仗的就是儿子和丈夫,同在一起就是贫贱心里也满足。
丈夫已战死,儿子还在腹中,我虽然活着实已同白日点的蜡烛。
在古典诗词中,良人从军、征妇哀怨是一大习见题材。张籍《征妇怨》却翻出新意,以其摧心呕血、深至沉痛而卓然不群,享誉后世。“九月匈奴杀边将,汉军全没辽水上。”诗歌开门见山,点明征妇怨毒所由。诗中“全没”二字,力过千钧,从战况惨烈,伤亡惨重中突出事件的典型性,从而生发出征妇哀苦情感。“万里无人收白骨,家家城下招魂葬。”诗题是《征妇怨》,诗人却视野开阔,勾勒出一幅场面浩大的“城下群哭图”,由面及点,迂回入题。“白骨”二字,读来触目惊心。骨骼支离,抛荒野,增强了诗歌的形象性。读此句可联及王粲“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七哀诗》)和杜甫“古来白骨无人收”(《兵车行》),一并玩索。“家家”二字,看似寻常,却是暗承“全没”,以哀哭号呼的普遍性,强化了悲剧气氛,为下文征妇之哀作好陪衬。
然后转入正题,引出主人公“征妇”。“妇人依倚子与夫,同居贫贱心亦舒。”本应承上,直抒哀痛,诗人却横挽逆插,宕开一步,设想与丈夫、儿子共同生活的舒心光景。有此铺垫,波澜顿生。平凡生活,竟成奢望。面对现实,向往破灭,于是逼出下文“夫死战场子在腹,妾身虽存如昼烛。”丈夫死了没有依靠,孩子出生无法养活。欲死则遗腹有子,求生则衣食无着。在家家痛哭之中,诗人择取这一特定家庭,主人公生既不愿,死亦不得的悲惨境遇,在众多不幸家庭中酷烈尤甚,体现出事件的典型性。如是“夫死战场子在腹”,则悲剧气氛,相差何止千里。结语以“昼烛”自喻,不仅以白昼烛光之多余见出痛不欲生情感,更以烛光之暗淡无光、摇曳不定展现出主人公的惨淡心境,动荡生计。设喻新颖贴切,内涵丰富。清人刘熙载《艺概》曰:“白香山乐府与张文昌王仲初同为自出新意,其不同者在此平旷而彼峭窄耳。”“峭窄”二字,正见此诗特点。所谓“峭”,即情感激烈,指斥分明,不作温柔敦厚状,但尽锋芒毕露之致。诗歌以小见大,以征妇的哀哭无告,严厉抨击了唐室不恤民情,战争频仍。反战情绪之奔流腾踊、仁政思想之深厚诚挚,洋溢于篇章之中。所谓“窄”,即篇章精短,不加发挥。将丰富的内容凝聚压缩于短小的篇幅之中。为此,事件必须典型突出、结构不得枝蔓衍生,造语务求精警凝炼。这一切都在此诗中得到充分体现。
此诗虽是小诗,但谋篇布局转折多变。由群哭场面转至独哀镜头,以大衬小。又以向往转至现实,以乐衬哀。大小相形、哀乐相辅、正衬反衬、盘旋作势。结构之针线绵密、起伏曲折,对哀情的表达起了烘托渲染作用。
唐代中后期,契丹大举入侵,唐代军队在辽河之战中全军覆没,给千万家庭带来了深重灾难。诗人在整个社会惨景基础上,创作了这首诗,拈出一个“征妇”典型,因丈夫战死发出的悲痛的怨声。来控诉战乱带给人们的灾难。
向来人道,真个胜周公。燕然眇,浯溪小,万世功,再建隆。十五年宇宙,宫中赝,堂中伴,翻虎鼠,搏鸇雀,覆蛇龙。鹤发庞眉,憔悴空山久,来上东封。便一朝符瑞,四十万人同。说甚东风,怕西风。
甚边尘起,渔阳惨,霓裳断,广寒宫。青楼杳,朱门悄,镜湖空,里湖通。大纛高牙去,人不见,港重重。斜阳外,芳草碧,落花红。抛尽黄金无计,方知道、前此和戎。但千年传说,夜半一声铜。何面江东。
十里崎岖半里平,一峰才送一峰迎。
青山似茧将人裹,不信前头有路行。
陶诗只采黄金实,郢曲新传白雪英。
素色不同篱下发,繁花疑自月中生。
浮杯小摘开云母,带露全移缀水精。
偏称含香五字客,从兹得地始芳荣。
善法书者,各得右军之一体:若虞世南得其美韵而失其俊迈;欧阳询得其力而失其温秀;褚遂良得其意而失其变化;薛稷得其清而失于窘拘;颜真卿得其筋而失于粗鲁;柳公权得其骨而失于生犷;徐浩得其肉而失于俗;李邕得其气而失于体格;张旭得其法而失于狂。献之俱得之而失于惊急,无蕴藉态度。此历代宝之为训,所以敻高千古。柔兆执徐暮春之初,清辉西阁因观《修禊叙》,为张洎评此。
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旧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而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则先生屡书督之,最后复于先生曰:
“甚矣,书之多厄也!由汉氏以来,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其下名公贵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亲操翰墨,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然且裒聚未几,而辄至于散佚,以是知藏书之难也。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是故藏而勿守,犹勿藏也;守而弗读,犹勿守也。夫既已读之矣,而或口与躬违,心与迹忤,采其华而忘其实,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与弗读奚以异哉?”
“古之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尊所闻,行所知,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
“今健庵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上为天子之所器重,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润色大业,对扬休命,有余矣。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俾后先跻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于当世,琬然后喟焉太息,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虽传诸子孙世世,何不可之有?”
“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居平质驽才下,患于有书而不能读。延及暮年,则又跧伏穷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旧学消亡,盖本不足以记斯楼。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