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我崇敬的古人，第一个就是郑国的子产。他用礼制治理国家，大家还不理他那一套。来到辩论的场所—乡校，众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子产说：“毁掉乡校议论就停止了。”子产说：“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可以把它变成好事。哪能说是议论多了呢？也就是各抒己见嘛。对的，我们就采纳；不对的，我们就防止；是好是坏，我们就观察一下嘛！河流不能堵塞，言论不能阻止。堵塞言路，主上蒙蔽，国家就要衰败了！”乡校没有毁掉，而郑国得以治理好。
周初兴盛，是因为奉养老成有德之人，听取他们的意见；周厉王衰败，是派人监视有意见的人的结果。成功失败的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这子产啊，是执政的榜样。只因为难得，才治理一个郑国。真的都用子产执政的方式，帮助天下的君王，天下就能政通景明，达到无限。哎！天下没有治理好，是因为只有君王没有贤臣啊。谁能继承子产之风？我思慕古人。
文章开首叙述子产不毁乡校的经过和由此而产生的政绩。子产广开言路，并不因当时郑人纷纷出入乡校去议论他治国的方法就去毁掉乡校，而是从乡校的舆论中去检视治国的政令是否得当。他开明的政治作风，使郑国得到了好的管理，并且很快安定下来。在这里作者把《左传》中的散文改作韵文，却不用当时一般韵文中常见的难字或拗句，仍然沿袭了散文的法度，明白畅晓、娓娓道来。文中既严格遵照史载事实，又不受古已有之的记载的约束，字字句句仿佛信手拈来，自然合拍，全然语由己出，浑无牵强滞涩之感。在《子产不毁乡校颁》中，他善于挑选和组织字意浅显却又富于表现力的古代书面语言。像“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上塞下聋，邦其倾矣”等，前者是描写郑人聚于乡校议论的情景，后者是比喻民言像河水一样不可阻塞，文字都深入浅出。
然而只将子产的事情用出色的文笔转述出来，虽然已表达出了作者的感情倾向，但就作品本身来说，还只是下面继之以赞颁和议论的根据；对美文整体而言，也主要是尚未予以开括的具体事项。作者紧接着在下面举例了周朝兴衰的例子：“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己衰，谤者使监”。据《诗·大雅·行苇》的序和《国语·周语》中先后记载，在周文王姬昌的十一世祖公刘时，已举行奉养老人的典礼，请求年高有德的老人发表建议，并把他们的话当作施政的标准。当到了周厉王姬胡的时期，厉王暴虐无道，引起百姓非议。他便派卫巫去监视人们，听到谁骂他，就把说话的人杀掉，使国人敢怒不敢言。后来百姓终于起来一致反抗他，将他放逐了出去。这样从子产之事又转到周朝兴衰的例子上去，从形式上来看，属于一种“垫高”式写法。垫高即好比提高水位，使水下落时更加有力。作者记述了子产的畅通民意、治国有方。如此再加以周朝达民意和阻言路所导致的兴亡正反两方面例子，便进一步加强了作品论证的力量，使文章显得波浪层叠，更带有吸引力。同时作者不将眼光局限在个别事物上，而是由此扩展，在更广阔、深远的历史范围内引征更多的事例来共同论证，无疑也增加了作品叙事、议论的美感厚度。由此在文章最后部分再过渡到对子产的强烈赞颂，表达作者对其“化止一国”的惋惜和“后无来者”的感叹，直至“我思古人”，思古以慨今，首尾呼应，将文章进一步推向了深入。作者寄寓遥深的思想情感，给读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唐德宗时，发生太学生薛约因为进言得罪当权事件，由此引起一场政治风波。贞元十五年（799年），薛约被迫迁往连州（今广东连县），国子司业阳城十分同情薛约的遭遇，亲自为他设宴送行，因而就被视为偏袒罪人，贬为道州刺史。太学生二百七十人来到朝门请愿，要求留下阳城，一连住了几天，他们的奏硫因被官吏阻挡未能送上。当权者压制太学生的做法，当时曾引起正直之士的强烈不满。就在这年，作者以徐州节度使张建封僚属身份来到京城，写下这篇文章，以咏叹春秋时期郑国贤相子产不毁乡校之事，含有讽谏当朝执政应以古人为借鉴，开放言路，了解下情的意思。
满眼东风飞絮。催行色、短亭春暮。落花流水草连云，看看是、断肠南浦。
檀板未终人去去。扁舟在、绿杨深处。手把金樽难为别，更那听、乱莺疏雨。
柳先生曰：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自毁齿以上，父兄鬻卖以觊其利。不足，则取他室，束缚钳梏之，至有须鬣者，力不胜，皆屈为僮。当道相贼杀以为俗。幸得壮大，则缚取幺弱者，汉官因以为己利，苟得僮，恣所为不问。以是越中户口滋耗，少得自脱。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桂部从事杜周士为余言之。
童寄者，郴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虚所卖之。寄伪儿啼，恐栗，为儿恒状，贼易之，对饮，酒醉。一人去为市，一人卧，植刃道上。童微伺其睡，以缚背刃，力下上，得绝，因取刃杀之。
逃未及远，市者还，得童，大骇，将杀童。遽曰：“为两郎僮，孰若为一郎僮耶？彼不我恩也。郎诚见完与恩，无所不可。”市者良久计曰：“与其杀是僮，孰若卖之？与其卖而分，孰若吾得专焉？幸而杀彼，甚善。”即藏其尸，持童抵主人所。愈束缚，牢甚。夜半，童自转 ，以缚即炉火烧绝之，虽疮手勿惮；复取刃杀市者。因大号，一虚皆惊。童曰：“我区氏儿也，不当为僮。贼二人得我，我幸皆杀之矣！愿以闻于官。”
虚吏白州，州白大府。大府召视儿，幼愿耳。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与衣裳，吏护还之乡。
乡之行劫缚者，侧目莫敢过其门。皆曰：“是儿少秦武阳二岁，而讨杀二豪，岂可近耶！”
鹤鸣楚山静，露白秋江晓。
连袂度危桥，萦回出林杪。
西岑极远目，毫末皆可了。
重叠九疑高，微茫洞庭小。
迥穷两仪际，高出万象表。
驰景泛颓波，遥风递寒篠。
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
生同胥靡遗，寿比彭铿夭。
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
非令亲爱疏，谁使心神悄。
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
吾子幸淹留，缓我愁肠绕。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况乎管宁藜床，虽穿而可座；嵇康锻灶，既暖而堪眠。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赤墀青锁，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敝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虽复晏婴近市，不求朝夕之利；潘岳面城，且适闲居之乐。况乃黄鹤戒露，非有意于轮轩；爰居避风，本无情于钟鼓。陆机则兄弟同居，韩康则舅甥不别，蜗角蚊睫，又足相容者也。
尔乃窟室徘徊，聊同凿坯。桐间露落，柳下风来。琴号珠柱，书名玉杯。有棠梨而无馆，足酸枣而非台。犹得敧侧八九丈，纵横数十步，榆柳两三行，梨桃百余树。拨蒙密兮见窗，行敧斜兮得路 []。蝉有翳兮不惊，雉无罗兮何惧！草树混淆，枝格相交。山为篑覆，地有堂坳。藏狸并窟，乳鹊重巢。连珠细菌，长柄寒匏。可以疗饥，可以栖迟，崎岖兮狭室，穿漏兮茅茨。檐直倚而妨帽，户平行而碍眉。坐帐无鹤，支床有龟。鸟多闲暇，花随四时。心则历陵枯木，发则睢阳乱丝。非夏日而可畏，异秋天而可悲。
一寸二寸之鱼，三竿两竿之竹。云气荫于丛蓍，金精养于秋菊。枣酸梨酢，桃榹李薁。落叶半床，狂花满屋。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试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三春负锄相识，五月披裘见寻。问葛洪之药性，访京房之卜林。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鸟何事而逐酒？鱼何情而听琴？
加以寒暑异令，乖违德性。崔骃以不乐损年，吴质以长愁养病。镇宅神以薶石，厌山精而照镜。屡动庄舄之吟，几行魏颗之命。薄晚闲闺，老幼相携；蓬头王霸之子，椎髻梁鸿之妻。燋麦两瓮，寒菜一畦。风骚骚而树急，天惨惨而云低。聚空仓而雀噪，惊懒妇而蝉嘶。
昔草滥于吹嘘，籍文言之庆余。门有通德，家承赐书。或陪玄武之观，时参凤凰之墟。观受釐于宣室，赋长杨于直庐。
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盗潜移，长离永灭。摧直辔于三危，碎平途于九折。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百龄兮倏忽，光华兮已晚。不雪雁门之踦，先念鸿陆之远。非淮海兮可变，非金丹兮能转。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谅天造兮昧昧，嗟生民兮浑浑。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