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致之何由？由于疾病。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凡人不病则不畏惧。故得病寝衽，畏惧鬼至。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
何以效之？传曰：“伯乐学相马，顾玩所见，无非马者。宋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二者用精至矣！思念存想，自见异物也。人病见鬼，犹伯乐之见马，庖丁之见牛也。伯乐、庖丁所见非马与牛，则亦知夫病者所见非鬼也。
病者困剧，身体痛，则谓鬼持箠、杖殴击之，若见鬼把椎锁绳纆，立守其旁。病痛恐惧，妄见之也。初疾畏惊，见鬼之来；疾困恐死，见鬼之怒；身自疾痛，见鬼之击；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
夫精念存想，或泄于目，或泄于口，或泄于耳。泄于目，目见其形；泄于耳，耳闻其声；泄于口，口言其事。昼日则鬼见，暮卧则梦闻。独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惧，则梦见夫人据案其身哭矣。觉见卧闻，俱用精神；畏惧存想，同一实也。
大凡天地之间，有鬼，不是人死后精神形成的，都是人们构思想象造成的。经过什么途径导致鬼的产生？由于疾病。人们得了病就担忧害怕，担忧害怕就看见鬼出现。大凡人们不得病就不害怕。所以得了病卧床不起，就害怕鬼来。害怕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眼睛就会恍恍惚惚地看见“鬼”。
怎样来验证这种事呢？古书记载：“伯乐学相马，仔细端详所见到的东西，没有一样不是马的。宋国的庖丁学解牛，三年之中看不见一头活牛，看到的都是杀死了的牛的部件。”这两人用心是到了极点啦。胡思乱想，自然会看到怪异的事物。人生病见到鬼，正如伯乐看马，庖丁看牛一样。伯乐、庖丁所看到的并不是马和死牛，由此可知那些病人所看到的鬼实际上并不是鬼。
病人因病而极其难受，浑身疼痛，就说是鬼拿着鞭子、棍子在打他，或者看见鬼手中拿着槌子、锁、绳索，站着守在他旁边。这是由于生病痛苦产生恐惧，就会看见荒诞、无根据的东西。刚病时心里害怕，就看见鬼来了；病厉害时害怕死去，就看见鬼在发怒；身体由于疾病而疼痛，就看见鬼在打他：都是胡思乱想虚幻构成的，不一定真有其事。
胡思乱想的结果，有时从眼睛里显露出来，有时从嘴里显露出来，有时从耳朵里显露出来。从眼睛里显露出来，眼睛就会看见它的形体；从耳朵里显露出来，耳朵就听到它的声音；从嘴里显露出来，嘴就说出它的事情。白天就看到鬼出现，夜晚睡觉就在梦中听见鬼声。一个人躺在空屋子里，如果心里害怕，就会梦见那人按住他的身体而吓哭了。其实醒时见到的鬼和睡时听到的鬼，都是因为精神作用而产生的幻觉；害怕和想象，都会产生相同的情况。
《订鬼》观点鲜明。文章起始，首先指出： “凡天地之间，有鬼，非人死精神为之也，皆人思念存想之所致也。”论点肯定而坚决。接着作者从人的思维机能上分析： 当“由于疾病”时，人的肉体处于一种不正常状态之中，就容易出现忧惧、畏惧、恐惧的心理，人“惧”就会忧心忡忡，即会有“存想”，继而幻想迭起即 “目虚见”，其结果是误以为 “鬼”来了。这一因果推理以及“疾病——畏惧——见鬼”思维程式的分析，逻辑性很强，但又不失真和不觉得空洞，因为作者从整个空间出发，体察前后，又不离开人的感觉器官，把“疾病、畏惧、见鬼”三者心理变化阐述得十分清楚，把“鬼”的由来，作了提纲挈领的分析。这一分析是对客观事物的理性认识，是以事实作论证的前导。
紧接着，《订鬼》具体叙述了常人因病见鬼的情况。作者把握了病痛的不同程度和随之所见的形状、表情、动作的差异特点，指出： “病者困剧，身体痛，则谓鬼持棰杖殴击之，若见鬼把椎锁绳纆，立守其旁。”病者在“困剧”进而“身体痛”的条件下，才有鬼的“殴击”“立守其旁”的形态。那么究“鬼现”其原因，作者认为“病痛恐惧，妄见之也”。这一结论是心思为谋的思考，语句不繁，简明扼要，把人们病中常见的那种幻景解释得十分贴切入理。然而作者没有满足于这样的论证，而是进一步有所拓展。“初疾”、“疾困”、“疾痛”，随着由轻变重的过程产生了 “畏惊”、“恐死”、“鬼之击”几种不同状况，指出这类精神病态“皆存想虚致，未必有其实也。”这既是道理之所在，又照应了文章的开头部分，可谓层层深入，前呼后应。
文章最后部分论述“精念存想” ，则是从生理上的各种现象进行分析的。最后部分，作者举出主观幻觉有时“泄于目”，有时“泄于耳”，有时“泄于口”，因而就相应产生“见形”、“闻声” 、“言事” 的生理反应。不仅如此，病者“精念存想”还会进一步使人 “昼日则鬼见，暮卧则梦闻。独卧空室之中，若有所畏惧，则梦见夫人据案其身哭矣” 。这一切都是由于精神的作用，如同文章末句所指出： “觉见卧闻，俱用精神; 畏惧存想，同一实也。”这部分，作者再举“精念存想”的种种幻觉，并加以概括、归纳，再三强调鬼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人们病态的主观意念。
文章用先提出论点，然后再层层论述证明的演绎法，共分四段。
在第一段里，王充单刀直入地提出自己对鬼的系统看法，在阐述论点时并不是平铺直叙，中间用了一句设问，这一自问自答的运用，论说文不仅使行文有变，显得生动，而且有一种引人注目、振人思维的效果。这段文字，在文气上似江河水势滚滚而来，使人略无间隙之感。形成这样的文气，与作者使用顶真的修辞格分不开，如 “人病则忧惧，忧惧见鬼出”，“畏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前一句最后两个字和后句开头两个字的重复，加快了文章内在的节奏旋律。
第二段里，王充引用先秦古籍中的材料，说明人在思想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会出现幻觉，加强了论证的说服力。作者在一开头用了一句问话，起到了领起下文自成段落的作用。王充引用伯乐学相马，所见都非马，庖丁学解牛，所见都非牛两件事来为证明无鬼服务时，运用了类推的方法，由于作者选择的材料有说服力，其类推出来的结论也使人信服。
第三段，作者在第二段结论的基础上联系日常生活的实际，进一步说明第一段中畏惧见鬼的论点。在具体论述时，王充运用了归纳的方法，先举出各种现象，然后得出“妄见”的结论。在这一段里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从“病者困剧”到“妄见之也”为一个层次，主要说明一个人为什么在病危时见鬼。从“初疾畏惊”至“见鬼之击”着眼于初病到病重的全过程，经过这一补充，使议论全面。最后两句是一个层次，是对上面两个层次来一个全面的总结，作到条理清楚，论点明确。
第四段，作者又从人不生病却见鬼的角度加以说明。在这段中又可分为三个层次，从“夫精念存想”到“暮卧则梦闻”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层次中作者运用已有的结论，层层推断，得出了白日见鬼，黑夜梦鬼的新的结论，使文章不断深入，论述的问题越来越全面。在文章的写法上运用了一系列的排比句，加强了文章的气势。从 “独卧空室之中”至“则梦见夫人据案其身哭矣”为一个层次，王充不仅用抽象的推断，又以生活中人们为什么会做恶梦的事例作进一步的论证，加强了文章的说服力。“觉见卧闻”以下为第三层次，从畏惧见鬼递进到精神作用亦可见鬼的新结论。
由此可见，王充这篇文章说理透辟，步步深入； 每一段都作小结，使论点十分清晰。文章又紧密联系人们的实际生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性。
秦汉时期，求仙、鬼神迷信等思想在统治阶级中盛行。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曾经派方士为他们寻求仙药，幻想长生不老，西汉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为神化封建皇帝和麻痹人民，也宣扬迷信思想。他说，天是有意志有感觉的最高主宰，而皇帝是“天子”，代表天意统治人，因此皇帝行德政，天就用风调雨顺来嘉奖他；皇帝无道，天就降临灾害来谴责和警告他。在鬼神迷信思想泛滥的时代，王充根据科学知识，提出无神论的观点，有力地批判了迷信鬼神的观点。
阳羡姑苏已买田。相逢谁信是前缘。莫教便唱水如天。
我作洞霄君作守，白头相对故依然。西湖知有几同年。
蜀弦秦柱不关情，尽日掩云屏。己惜轻翎退粉，更嫌弱絮为萍。
东风多事，余寒吹散，烘暖微酲。看尽一帘红雨，为谁亲系花铃。
过韶阳。璇枢电绕，华渚虹流，运应千载会昌。罄环宇、荐殊祥。吾皇。诞弥月，瑶图缵庆，玉叶腾芳。并景贶、三灵眷祐，挺英哲、掩前王。遇年年、嘉节清和，颁率土称觞。
无间要荒华夏，尽万里、走梯航。彤庭舜张大乐，禹会群方。鹓行。望上国，山呼鳌抃，遥爇炉香。竟就日、瞻云献寿，指南山、等无疆。愿巍巍、宝历鸿基，齐天地遥长。
侯门辞必服，忍位取悲增。
去鲁心犹在，从周力未能。
家山余五柳，人世遍千灯。
莫让金钱施，无生道自弘。
昆山徐健庵先生，筑楼于所居之后，凡七楹。间命工斫木为橱，贮书若干万卷，区为经史子集四种。经则传注义疏之书附焉，史则日录、家乘、山经、野史之书附焉，子则附以卜筮、医药之书，集则附以乐府、诗余之书。凡为橱者七十有二，部居类汇，各以其次，素标缃帙，启钥灿然。于是先生召诸子登斯楼而诏之曰：“吾何以传女曹哉？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旧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因指书而欣然笑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而问记于琬。琬衰病不及为，则先生屡书督之，最后复于先生曰：
“甚矣，书之多厄也！由汉氏以来，人主往往重官赏以购之，其下名公贵卿，又往往厚金帛以易之；或亲操翰墨，及分命笔吏以缮录之。然且裒聚未几，而辄至于散佚，以是知藏书之难也。琬顾谓藏之之难不若守之之难，守之之难不若读之之难，尤不若躬体而心得之之难。是故藏而勿守，犹勿藏也；守而弗读，犹勿守也。夫既已读之矣，而或口与躬违，心与迹忤，采其华而忘其实，是则呻占记诵之学所为哗众而窃名者也，与弗读奚以异哉？”
“古之善读书者，始乎博，终乎约。博之而非夸多斗靡也，约之而非保残安陋也。善读书者，根柢于性命而究极于事功，沿流以溯源，无不探也；明体以适用，无不达也。尊所闻，行所知，非善读书者而能如是乎？”
“今健庵先生既出其所得于书者，上为天子之所器重，次为中朝士大夫之所矜式，藉是以润色大业，对扬休命，有余矣。而又推之以训敕其子姓，俾后先跻巍科、取膴仕，翕然有名于当世，琬然后喟焉太息，以为读书之益弘矣哉！循是道也，虽传诸子孙世世，何不可之有？”
“若琬则无以与于此矣。居平质驽才下，患于有书而不能读。延及暮年，则又跧伏穷山僻壤之中，耳目固陋，旧学消亡，盖本不足以记斯楼。不得已勉承先生之命，姑为一言复之，先生亦恕其老悖否耶？”
王充（27年—约97年），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绍兴）人。东汉时期思想家、文学批评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
王充出身细族孤门，自小聪慧好学，博览群书，擅长辩论。后来离乡到京师洛阳就读于太学，师从班彪。常游洛阳市肆读书，勤学强记，过目成诵，博览百家。为人不贪富贵，不慕高官。曾做过郡功曹、州从事等小官，因政治主张与上司不合而受贬黜。后罢官还家，专意著述。晚年，汉章帝下诏派遣公车征召，不就。汉和帝永元年间，卒于家中。
王充提出“无神论”，构建了相对系统的无神论思想体系，试图唤醒当时的百姓，打破人们对谶纬神学和鬼神迷信的盲目信任，引导人们回归现实，以促进社会生活的正常化。作为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与发展者，其思想以道家自然无为为立论宗旨，以“天”为天道观的最高范畴，以“气”为核心范畴，构成了庞大的宇宙生成模式，与天人感应论形成对立之势。在主张生死自然、力倡薄葬，以及反叛神化儒学等方面彰显了道家的特质，并以事实验证言论，弥补了道家空说无着的缺陷。其思想虽属于道家却与先秦的老庄思想有严格的区别，虽是汉代道家思想的主张者但却与汉初王朝所标榜的“黄老之学”以及西汉末叶民间流行的道教均不同。
王充的代表作《论衡》，八十五篇，二十多万字，分析万物的异同，探讨了宇宙运作、传染病起源、农业虫害起源等科学问题，被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所看重，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思想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