麟之为灵，昭昭也。咏于《诗》，书于《春秋》，杂出于传记百家之书，虽妇人小子皆知其为祥也。
然麟之为物，不畜于家，不恒有于天下。其为形也不类，非若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则虽有麟，不可知其为麟也。
角者吾知其为牛，鬣者吾知其为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为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知。不可知，则其谓之不祥也亦宜。虽然，麟之出，必有圣人在乎位。麟为圣人出也。圣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为不祥也。
又曰：“麟之所以为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圣人，则谓之不祥也亦宜。
麟是象征灵异、祥瑞的动物，是显而易见的。在《诗经》中被歌颂过，在《春秋》中也有记载，传记百家之书也夹杂着记述。即使妇女儿童也知道它是吉祥之物。
但是麟是野生动物，不被家庭所豢养，自然界也不常有。它的外形什么也不像，不像马、牛、犬、猪、豺狼、麋鹿那样。既然这样，即使有麟，人们也不认识它是麟啊。
有角的我知道它是牛，有鬃毛的我知道它是马，犬猪豺狼麋鹿，我知道它们是犬猪豺狼麋鹿，只有麟没法认得。不认得，那么人们说它不祥也就很自然了。虽然这样，有麟出现，就必然有圣人在世谋政，麟是因为圣人才现形于世。圣人一定能认识麟。麟终究并非不祥之物啊。
又听说：麟之所以被称作麟，是按照德而不是按照外形。假若麟自行出现，而没有圣人在世能够认得，那么说它不吉祥也是合适的。
《获麟解》中作者以麟设喻，说明了自己的为人及出仕的时机和意图，感慨卓有才识之士不为封建统治者所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一腔怨愤。
据《春秋》和《左传》所写：鲁哀公“十四年春，西狩于大野，叔孙氏之车子钮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后取之”。麟。即麒麟，古人以之作为象征仁人和吉祥的动物。麒麟历来被人们视作祥兽，而作者却另辟蹊径，认为其长相奇特，也可“谓之不详”。他认为麒麟之所以被视作吉祥的象征，是因为出现在圣人在位的时候；如果它出现时没有圣人在位，那么就可以说它是不祥之物。
韩愈抓住“祥”与“不祥”、“知”与“不知”这两对对立的字眼作眼目，在行文过程中通过这两对词语的转换，抒发了自己的不平之鸣，表现了自我的自怜自重而又自怨自艾的意绪。细咀此文，方能在含蓄与委婉的笔调中看到悲愤。作者意在说明如果没有圣人当道，即便出现了像麒麟一般罕见的杰出人才，恐怕也只能孤愤一世，自怨自艾。作者以麒麟自喻，说明了自己的品行和出仕的意图，感慨卓有才学之士不为封建的统治者所重用。寄托了怀才不遇的怨愤。
作者由“祥”说入“不祥”，并以“不祥”立论，强调麒麟作为灵兽具有的象征意义远大于本身，做足文章，反复辩论，乃有其寄托。作者抒发怀才不遇。不为圣主所知，才是文章的真意。文章短小，不满二百字，而抑扬开合，变化转折，似有长篇之势。
文章虽短，曲折甚多．层层转折，表意颇为含蓄委婉。几反几复之中。使论述的观点更为明确、深入。文章越短越曲折变化。
公元前481年，鲁人猎获一麒麟而不识之，孔子为此反袂试面，同年，辍笔停修《春秋》。唐元和七年（812年），麟复现东川。韩愈著文阐发己见。
疏星耿耿逼人寒，清漏丁丁画角残。
客泪久从悉外尽，月明犹许醉中看。
栖乌绕树冰霜苦，哀雁横天关塞难。
料得故园今夜梦，随风应已到长安。
自秦置守，李冰通二渠，为蜀万世利。今万里桥之水，盖秦渠也。其后诸葛孔明用蜀，以公信仁义怀而服之，法度修明，礼乐几于可复。古今相传，孔明于此送吴使张温，曰：“此水下至扬州万里。”后因以名。或则曰，费祎聘吴，孔明送之至此，曰：“万里之道，从此始也。”孔明没又千载，桥之遗迹亦粗具，非有所甚壮丽伟观也。以千载之间，人事更几兴废，而桥独以孔明故，传之亡穷。其说虽殊，名桥之义则一。
厥今天下，兼有吴蜀。朝廷命帅，其远万里。其于此桥，孰不怀古以图今，追孔明之道德勋庸而思仿佛其行事？侍御赵公之镇蜀也，始至，谒古相祠，即命葺之。每曰：“诸葛公，三代遗才也。用法而人不怨，任政而主不疑，非天下之至公，其孰能与于此？”今其遗迹所存尚多，而万里桥者乃通吴之故事。前帅沈公常修广之，犹陋，弗称，且易坏，久将莫支。则命酾水，为五道，梁板悉易以木而屋之。风烟渺然，岸木秀而川景丽。公与客登此，盖未尝不徘徊而四顾也。兹桥也，过而弗能玩，玩而弗能思者，众矣。如公所怀，风景抑末耳。
公命光祖为之记，记其大者而遗其细。若曰桥美名，公又与之为美观，非知公者。知公莫如光祖。
白沟河边蕃塞地，送迎蕃使年年事。
蕃马常来射狐兔，汉兵不道传烽燧。
万里鉏耰接塞垣，幽燕桑叶暗川原。
棘门灞上徒儿戏，李牧廉颇莫更论。
裴封叔之第，在光德里。有梓人款其门，愿佣隙宇而处焉。所职，寻引、规矩、绳墨，家不居砻斫之器。问其能，曰：“吾善度材，视栋宇之制，高深圆方短长之宜，吾指使而群工役焉。舍我，众莫能就一宇。故食于官府，吾受禄三倍；作于私家，吾收其直太半焉。”他日，入其室，其床阙足而不能理，曰：“将求他工。”余甚笑之，谓其无能而贪禄嗜货者。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群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画宫于堵，盈尺而曲尽其制，计其毫厘而构大厦，无进退焉。既成，书于上栋曰：“某年、某月、某日、某建”。则其姓字也。凡执用之工不在列。余圜视大骇，然后知其术之工大矣。
继而叹曰：彼将舍其手艺，专其心智，而能知体要者欤！吾闻劳心者役人，劳力者役于人。彼其劳心者欤！能者用而智者谋，彼其智者欤！是足为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其执役者为徒隶，为乡师、里胥；其上为下士；又其上为中士，为上士；又其上为大夫，为卿，为公。离而为六职，判而为百役。外薄四海，有方伯、连率。郡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啬夫、版尹，以就役焉，犹众工之各有执伎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举而加焉，指而使焉，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犹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也。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视都知野，视野知国，视国知天下，其远迩细大，可手据其图而究焉，犹梓人画宫于堵而绩于成也。能者进而由之，使无所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夫然后相道得而万国理矣。
相道既得，万国既理，天下举首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后之人循迹而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谈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执事之勤劳，而不得纪焉；犹梓人自名其功，而执用者不列也。大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谓相而已矣。其不知体要者反此；以恪勤为公，以簿书为尊，炫能矜名，亲小劳，侵众官，窃取六职、百役之事，听听于府庭，而遗其大者远者焉，所谓不通是道者也。犹梓人而不知绳墨之曲直，规矩之方圆，寻引之短长，姑夺众工之斧斤刀锯以佐其艺，又不能备其工，以至败绩，用而无所成也，不亦谬欤！
或曰：“彼主为室者，傥或发其私智，牵制梓人之虑，夺其世守，而道谋是用。虽不能成功，岂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
余曰：“不然！夫绳墨诚陈，规矩诚设，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狭者不可张而广也。由我则固，不由我则圮。彼将乐去固而就圮也，则卷其术，默其智，悠尔而去。不屈吾道，是诚良梓人耳！其或嗜其货利，忍而不能舍也，丧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栋桡屋坏，则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
余谓梓人之道类于相，故书而藏之。梓人，盖古之审曲面势者，今谓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杨氏，潜其名
惆怅江头几树梅，杖藜行绕去还来。
前时雪压无寻处，昨夜月明依旧开。
折寄遥怜人似玉，相思应恨劫成灰。
沉吟日落寒鸦起，却望柴荆独自回。
满山残雪对虚堂，想似当年辋口庄。
门掩不须垂铁锁，客来聊复共藜床。
故人闻道歌围暖，妙语空传醉墨香。
莫为姬姜厌憔悴，把酒论文话偏长。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一说怀州修武（今河南省修武县）人，自称“郡望昌黎（今辽宁省义县）”，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中国唐朝中期官员、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教育家。
韩愈三岁而孤，随兄嫂生活。自幼攻读六经百家之书，于贞元八年（792年）登进士第。最初两任节度推官，后授四门博士，升监察御史。因论宫市之弊而被贬为阳山县令，之后遇赦，调江陵法曹参军。历任都官员外郎、史馆修撰、中书舍人等职。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讨平“淮西之乱”，升刑部侍郎。元和十四年（819年），因谏迎佛骨一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唐穆宗即位后被召入朝，拜国子祭酒。晚年官至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享年五十七岁。获赠礼部尚书，谥号“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加封昌黎伯，并从祀孔庙。
韩愈鄙六朝骈体文风，推崇古体散文，其文质朴无华，气势雄健，“文起八代之衰”“集八代之成”，开古文运动之滥觞。后人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亦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又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有《韩昌黎集》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