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其谋夫说客,谈天雕龙,坚白同异之流,下至击剑扛鼎,鸡鸣狗盗之徒,莫不宾礼。靡衣玉食,以馆于上者,不可胜数。越王勾践有君子六千人,魏无忌、齐田文、赵胜、黄歇、吕不韦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侠奸人六万家于薛,齐稷下谈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无数,下至秦、汉之间,张耳、陈余号多士,宾客厮养皆天下俊杰,而田横亦有士五百人。其略见于传记者如此。度其余当倍官吏而半农夫也。此皆奸民蠹国者,民何以支而国何以堪乎?
苏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国之有奸,犹鸟兽之有鸷猛,昆虫之有毒螫也。区处条理,使各安其处,则有之矣;锄而尽去之,则无是道也。吾考之世变,知六国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盖出于此,不可不察也。
夫智、勇、辩、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四者虽异,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亦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其速也。纵百万虎狼于山林而饥渴之,不知其将噬人。世以始皇为智,吾不信也。
楚汉之祸,生民尽矣,豪杰宜无几;而代相陈豨过赵从车千乘,萧、曹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吴濞、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争致宾客,世主不问也。岂惩秦之祸,以谓爵禄不能尽縻天下士,故少宽之,使得或出于此也邪?
若夫先王之政则不然,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呜呼,此岂秦汉之所及也哉?
春秋末期,到战国时代,各国的诸侯及卿相,都争相收养人才。上到谋士、说客,谈天说地的、修饰文词的,辩论“坚白”“同异”之类的人,下到击剑行刺的、力能扛鼎的,以及鸡鸣狗盗之辈,没有不以宾客的礼节去款待他们的。穿着华丽的衣服、吃着珍贵的食物、被招待在官府里的人,数不清有多少。越王勾践有“君子军”六千人;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吕不韦等,都有宾客三千人。而孟尝君还在薛地招聚了六万家侠客及犯罪的人,齐国稷下学宫聚集的学者也有千人之多;魏文侯、燕昭王、燕太子丹等,也都招致了无数宾客。后来到了秦汉之际,张耳、陈余号称收养了许多人才,他们手下的宾客及仆役,都是天下的俊杰,田横也有五百士人。见于传记的大概就是这些,估计不见记载的,应当是官吏的一倍、农民的一半。这些都是祸害百姓、危害国家的人,百姓怎么吃得消,国家又怎么受得了呢?
苏子说:这是古代贤明君主所不能避免的事。国家有坏人,就像鸟兽中有猛禽,昆虫中有毒虫一样。把他们分别处理安置,使他们都能各安本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把他们尽数铲除掉,是没有道理的。我曾就世代的兴废考察过,知道六国之所以长久存在,而秦朝之所以迅速灭亡,原因都在这里,不可不明察。
有智谋的人、有勇气的人、有辩才的人、有气力的人,这四种人,都是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大多是不能自己穿坏的吃坏的而去奉养别人的,都是要役使别人来奉养自己的一些人。所以从前的帝王把天下的富贵分出一部分来,和这四种人共同享有。这四种人不失去常业,百姓就安定了。四种人虽然各不相同,可是从前的帝王却根据习俗来制定法律制度,使他们都从同一途径中出身。三代以上是从学校中出身,战国到秦代是从宾客中出身,汉以后是由郡县官吏的选拔出身,魏晋以来是由九品中正出身,从隋唐到现在是由科举考试出身。虽然不完全是这样,但就大多数而言是这样的。六国的君主,虐待他的百姓,并不亚于秦始皇与秦二世,然而在那个时候,百姓并没有一个人起来反叛。这是因为百姓中的优异杰出之士,多数都被当作宾客奉养起来,没有失去常业。至于那些努力耕作奉养官府的,都是朴实愚钝而没有什么作为的人,虽然想反叛,但是没有人去领导他们,这是六国能略微安定而不立即灭亡的原因。
秦始皇当初想驱逐宾客,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才没有实行。统一天下以后,就认为宾客是没有用处的,于是便信任法律而不信任人才,认为百姓可以靠法律来统治,认为官吏不必有才华,只要能够遵守我的法律就够了。所以才毁坏了名城,杀掉了豪杰,对于百姓中优秀而又有特殊才干的人,将他们遣散还乡。从前就食于战国四公于和吕不韦的那些人,都回到哪里去呢?不知道他们是面黄肌瘦的老死在贫苦生活中呢,还是停止耕作、叹息着等待时机呢?秦期的变乱,虽然形成于秦二世在位之时,然而假使秦始皇当初知道畏惧这四种人,设法安置他们,使他们不失去常业,那么秦朝的灭亡,还不至于这样快。把上百万头虎狼放到山林里却让它们饿着、渴着,不知道它们将来是要吃人的。世人认为秦始皇聪明,我是不相信的。
楚汉之争带来的灾祸,使百姓死伤殆尽,豪杰之士也应该没有多少了,然而代相陈豨,侍从的车仍然有一千辆,都满载着宾客,萧何与曹参这两位相国先后当政并没有加以禁止。到了汉文帝、景帝、武帝的时代,法令已经非常严密,可是吴王刘濞、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武,魏其侯窦婴、武安侯田蚡那些人,都还争着招致宾客,各代统治者并不过问。这难道是借鉴秦朝灭亡的教训,认为单靠官爵和俸禄不能完全笼络住天下的人才,所以稍稍放宽一点,使他们也许能够从宾客中出头吗?
像那古代贤明君主的政策就不是这样,孔子曾经说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爱护他人,百姓学习了礼乐就容易使唤了。”唉,这哪里是秦朝和汉朝能够比得上的啊
苏轼论六国诚心正意、浑厚圆融,其文承接苏洵《六国论》中“以赂秦之地,封天下之谋臣,以事秦之心,礼天下之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之不得下咽也”的观念,但现实针对性更强。
苏轼大概既不满宋朝维持积贫懦弱的现状,又对王安石“一日百变法”有强烈担忧,他曾上书锐意革新的神宗皇帝:“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进策》)所以苏轼论六国格外关注“人”的问题,其视野又不局限于战国,而是由战国放宽到历朝历代,他从描述“春秋之末至于战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自谋”的盛况,扩展到古今对“智、勇、辩、力”四种所谓“天民之秀杰”类人才的态度,指出“先王因俗设法,使出于一;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虽不尽然,取其多者论之。”这一总体回顾,体认精当而周全。由此再收归六国与秦朝因在用人制度上的不同而导致存亡效果的不同:“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赖此“六国”方由“久存”至“少安而不即亡也”;而秦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由之因“客”而一统天下,可见人才何其重要,但“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导致“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这就等于“纵百万虎狼于山林”,他们不愿“老死于布褐”,只能“辍耕太息以俟时”,而一旦时机成熟必“将噬人”,这正是“秦之所以速亡者”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苏轼行文在一放一收之间,便达到“出奇无穷,一洗万古”的境界,指责王安石变法,以始皇的“民恃法而治,吏守法而已”的任法愚民导致秦亡为例而不动声色;批判宋朝“重文轻武”的用人战略,以提倡国家要使“智、勇、辩、力”四种人才“区处条理,各安其所”为准则亦不动声色。郭预衡曾撰文认为:苏轼《六国论》于用人观点片面、于“新法”未击要害、于“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之结论“更是儒家思想的偏见”,总的看来是所谓“思想是无足取的”(《苏轼散文的一些艺术特色》)。但苏轼认识到的“人”的问题,尤其是“智、勇、辩、力”之人中“秀杰”能不大量失业而让其“各安其所”的问题,也仍是现代社会要着力解决的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当人们的观念由“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追求转化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协调推进时,当发展由满足吃穿的“小康社会”转向提升素质的“和谐社会”时,自然不能认为苏轼“以人为治国之本”的理念是片面、保守。
苏轼不反对“以法治国”,他指出“陈豨过代,萧曹莫能禁”,“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但也允许地方王侯“争致宾客”,原因可能有二:一为“惩秦之祸”,一更为“爵禄不能尽糜天下士”。“萧曹为政”呈“文景武之世”的作法,尽管不是主观上想解决“客”的就生安居问题,但客观上却的确使汉代走向了昌盛,虽不如“先王之政”那样,有主动积极的“养士”“爱人”的境界,然“学道易使”(即把“道”作为技术使用)之效却何其明达。一味“任法不任人”,秦皇便有隳名城、杀豪杰”之举、北宋新党便酿“乌台诗案”之冤,所以汉高祖刘邦认识到“马上能得天下但不能治天下”、唐太宗李世民也悟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由此苏轼在《六国论》中阐明了三种治国之层次:最低是“任法不任人”的治国(即秦),其次是“有法不禁客”的治国(即六国与汉),最上是以“爱人”为自觉、为核心而“学道”而制定法则来治国(即“先王之政”)。可见治国讲究德为前提、以德与以法并重,讲究使“智、勇、辩、力”之“秀杰”能“不失职”而“安其所”的原则,恰恰显示着苏轼继承了儒家仁政治国理念中的对现代社会仍有不可忽视之启发的最积极的思想要素。
《六国论》是苏轼“杂然有感于中”而作,文中引用大量见于传记“皆争养士”的史实,从春秋之末,至于战国,一直到汉代的“文景武之世”,从而导出论点,实在是“考之世变”之论。其言凿凿,确可信据。文章论及历史上通过什么途径选拔士人的问题,其时间跨度从三代、春秋、战国,历汉、魏、晋,到隋、唐之后,思如泉涌,旁征博引,行文曲折而无不尽意,充分表现其文章纵横捭阖、雄辩宏论的风格。正如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所谓“大略如行文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这篇文章各本标题不一,南宋郎晔《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十四题作《六国论》,宋刊本《三苏先生文粹》卷二十一题作《战国任侠》(清金圣叹《天下才子必读书》为《战国任侠论》),明万历赵开美刊五卷本《东坡志林》卷五题作《游士失职之祸》。
清《四库书目》卷一百二十子集载《东坡志林》五卷,指出《志林》是“随手所记”性质。明茅坤认为:“余览《志林》十三首,按年谱,子瞻由南海后所作。”较确切点说,这篇文章是苏轼贬官南海儋耳,生活在“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曾枣庄《苏轼评传》)的艰难境况下写的,系晚年之作。宋代对文人士大夫的思想统治,吴小如在《宋诗漫谈》一文中认为是“似宽实严”,“到北宋后期,从潜在的舆论的压力逐渐转化为公开的政令的控制”。苏轼生逢其时,宦途坎坷,屡遵贬斥,而且每次都因言论文字得罪。著名的“乌台诗案”几乎使苏轼断送了生命。后来,在政治上新旧两党的夹击中,他浮沉宦海,很不得志。贬官惠州时,其弟“子由及诸相识皆有书,痛戒作诗”。他自己也觉得“当焚砚弃笔,不但作而不出也”,“遂不作一字”(《东坡续集》卷七《与程正辅书》)。因而,他在南海,身边只有“常置左右,目为二友”(《与程全父》)的陶渊明一集和柳宗元诗文数策,只好以诗文自娱了。其时所作史论,往往有他从浩如烟海的史书中发掘出来的一些他人不易发现的新颖见解,寄寓着苏轼深沉的忧国之思和痛切的身世之感的《六国论》,便是其中之一。
邃院重帘何处,惹得多情,愁对风光。睡起酒阑花谢,蝶乱蜂忙。今夜何人,吹笙北岭,待月西厢。空怅望处,一株红杏,斜倚低墙。
羞颜易变,傍人先觉,到处被着猜防。谁信道,些儿恩爱。无限凄凉。好事若无间阻,幽欢却是寻常。一般滋味,就中香美,除是偷尝。
雨打梨花深闭门,孤负青春,虚负青春。赏心乐事共谁论?花下销魂,月下销魂。
愁聚眉峰尽日颦,千点啼痕,万点啼痕。晓看天色暮看云,行也思君,坐也思君。
一树春风千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
永丰西角荒园里,尽日无人属阿谁?
绮阁飘香下太湖,乱兵侵晓上姑苏。
越王大有堪羞处,只把西施赚得吴。
郑妲无言下玉墀,夜来飞箭满罘罳。
越王定指高台笑,却见当时金镂楣。
半夜娃宫作战场,血腥犹杂宴时香。
西施不及烧残蜡,犹为君王泣数行。
素袜虽遮未掩羞,越兵犹怕伍员头。
吴王恨魄今如在,只合西施濑上游。
响屟廊中金玉步,采苹山上绮罗身。
不知水葬今何处,溪月弯弯欲效颦。
拔剑绕残尊,歌终便出门。
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
勇死寻常事,轻雠不足论。
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