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缮津关,据险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以戍卒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阖,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艰。于是山东大扰,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寤。藉使子婴有庸主之材,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当此之世,贤智并列,良将行其师,贤相通其谋,然困于阻险而不能进,秦乃延入战而为之开关,百万之徒逃北而遂坏。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险塞而军,高垒毋战,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下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也,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其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惑而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世非无深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拂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忠言未卒于口而身为戮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拑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哀哉!
先王知雍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内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
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
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
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于是,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
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西周、东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
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
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服丧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秦国兼并了诸侯,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头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横行天下。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
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位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
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过秦论》是一篇政论,其主旨在于分析“秦之过”。上篇通过对秦国兴盛历史的回顾,指出秦国变法图强而得天下,“仁义不施”而不能守天下。而在中篇和下篇,作者则具体地论述了秦统一之后的种种过失。中篇指出秦统一天下,结束了多年的战乱,本来处在很好的形势中,但秦始皇没有制定出正确的政策,反而焚书坑儒,以暴虐治天下;到了二世时,仍不能改正原先的过失,终致国家倾覆。
《过秦论》的下篇后部分,作者承接前文,指出在“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的时候,如果子婴能改变原来错误的政策,“闭关据厄”“荷戟而守之”,是可以守住三秦之地的,以后“安土息民”,徐图发展,甚至可以重新恢复国家的统一。但遗憾的是,秦朝钳口闭言的一贯政策,导致上下“雍闭”,子婴孤立无亲,终于不免灭亡的命运。
文章总论了秦的兴起,灭亡及其原因,鲜明地提出了本文的中心论点:“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其目的是提供给汉文帝作为改革政治的借鉴。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收录了《过秦论》(上篇),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一篇气“盛”的文章。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历史人物,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势磅礴。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增强文章气势的因素之一,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该篇之所以气盛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议论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议论,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余字的篇幅叙述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内容丰富,自然觉得它饱满充沛,思路自然而然地跟随着作者的笔锋,因此会显得气“盛”;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条理清晰,他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读者会不由自主地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作者不中断,读者便不能中断,作者不节外生枝,读者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该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议论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这篇文章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不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便不难理解了。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秦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史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其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愈写对方强大也就愈衬托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过度自信 ,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第2段结尾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件都没有。然而,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便止。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毫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有必要的。
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与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然而,作者笔锋一转 ,又改从陈涉写起,却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体现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便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
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积极的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
1、以史实为论据,用观点统率材料
《过秦论》叙史的特点是在观点统率下对史实作出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卯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以“拱手”二字作了概括。作者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在叙史时所看重的是历史过程的本质,而不讲细节的准确。
2、对比论证方法
此文最突出的写作手法就是对比的运用。为了使文章主旨鲜明显豁,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作者无论在叙述还是议论时,都采用了带有夸张意味的对比手法,使矛盾更为突出,观点更见鲜明,从而突出文章的中心论点。这里有三个方面的对比。
一是六国与秦的对比。文章在叙述惠文、武、昭襄的业绩时,以诸侯军队之众、谋士之多、土地之广等作比较,并列举国名、人名。与秦抗衡的六国,地广、人多、俊才云集,且“合从缔交,相与为一”,似乎万众一心。但结果却是“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从散约败”“强国请服,强国入朝”,这样夸张的对比,足以衬托出秦国实力之强。这第一层对比是极强者与较强者的对比,形成反差。
二是陈涉与秦王朝的对比。文章叙述始皇统一中国的功业与陈涉以一介戍卒率众起义的情景,确是又一个强烈的对比。虽然“始皇既没”,但陈涉面对的仍是“余威震于殊俗”的强大秦王朝。而作者极写陈涉穷困平庸,出身卑贱,才能平平,无钱无势,士卒稀少而疲弊,更无装备可言。但他一旦揭竿而起,“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影响所及,“山东豪俊遂并起”,以致显赫一时的强秦亡于一朝。这第二层对比是极强者与极弱者的对比,形成的反差较前更为强烈。
三是陈涉与六国的对比。文章在末尾议论中,将陈涉的起义与诸侯国合纵抗秦作了多层次、多角度的对比。“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一比地位。“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二比武器。“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三比士卒。“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土也”,四比人才。陈涉与诸侯不论在哪个方面比较都要差很多,可正是他率领戍卒,打败了强大的秦朝。这正好从侧面反映出秦朝灭亡,问题不在对手,而在于本身。
3、语言有辞赋特色,讲究铺排渲染
《过秦论》兼及辞赋的文采辉耀、语势腾纵和政论的见解精辟、雄辩有力,以汪洋恣肆之文表拯世救民之意,成为一篇别具一格的政论。其题为过秦,但开篇不言秦过而历举秦之功,尽书秦之盛,直至篇末才点出秦过之所在。一篇政论,却以叙为主,以叙代议,是这篇文章奇妙之一。语言上也明显地带有赋的特色,讲究铺排渲染,例如开头写秦孝公的雄心,连用“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并吞八荒”等词语;中间写九国之师攻秦,四君、九国、谋臣、策士、武将,一一列名,显得富有声势;写秦始皇,则极力塑造出他那“威加海内”的形象。行文又多用骈偶,如“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 ,读起来铿锵有声。它的骈偶非常灵活,有时字数不尽相等,有些骈语甚至包含在散句之中,如“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句式变化多端,不显单调。
《过秦论》和《阿房宫赋》,前后时隔千年有余,然而异体同构,流传千古,同为文苑奇葩。
第一,写作手法不同。
《过秦论》是一篇政论,因而重在说理,叙史部分高度概括,如秦“取西河之外”是商鞅计骗魏将公子卬而袭破其军的结果,文中只用“拱手”二字概括。而《阿房宫赋》是一篇文赋,所以重在讽喻,文章极尽描写之能事,如第2段写阿房宫中美人之多,便分别以“明星”“绿云”“渭流”和“烟斜雾横”比喻宫女“开妆镜”“梳晓鬟”“弃脂水”和“焚椒兰”。“论”“赋”异体,手法不同。
第二,立论角度不同。
《过秦论》因要“过”秦,便反复对比:秦先弱后强之比,九国之师与一秦之比,强秦与陈涉之比,九国之师与陈涉之师之比。两两比较,只为激出末句。“故正意一经揭出,格外警悚出奇,可谓极谋篇之能事矣。”(《文章源流》)《阿房宫赋》则以“寓言”式的描写,来表明“秦爱纷奢”:“鼎铛玉石,金块珠砾,弃掷逦迤”,“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进而指出秦灭亡的主要原因。
第一,写作目的相同。
西汉初期,经济凋敝,人口减少,贾谊目睹了这一切,便极力主张行“仁政”以“安民”。多次上疏,评论时政,其《过秦论》的目的即是借说秦之过而劝汉文帝“安民”。杜牧更是如此,他在《上知己文章启》中说:“宝历大起宫室,广声色,故作《阿房宫赋》”,明确表明此文是为了以古鉴今,针砭时政。
第二,灭亡原因相同。
贾谊继承并发展了汉初叔孙通、陆贾等人关于秦灭亡原因的观点,简洁地概括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杜牧在文末也说:“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使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施仁义”和“爱人”皆儒家一脉相承之观点。
第三,全文结构相同。
《过秦论》全文5段,前4段叙史,概括了秦自孝公(公元前361年)崛起,到二世灭亡(公元前207年)的整个兴亡过程,末段议论,归纳出秦灭亡原因。《阿房宫赋》全文4段,前3段描写,详尽地描绘了阿房宫的雄伟壮观、美人珍宝之多和“秦爱纷奢”之状,末段发出感叹,总结秦灭亡的教训。两文都是前叙后论,篇末明旨。
第四,都用铺排渲染。
《过秦论》虽是政论,但贾谊是一个汉赋大家,因而多用写赋手法,“铺张扬厉”。如叙秦孝公之雄心:“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叙九国之师攻秦:“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之属为之谋,齐明……之徒通其意,吴起……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始皇“威振四海”是“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大段铺排形成了一种波澜壮阔的气势。《阿房宫赋》更极尽铺排渲染之能事,“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极写楼阁密而奇;“明星荧荧,开妆镜也;绿云扰扰,梳晓鬟也;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烟斜雾横,焚椒兰也”极写宫女多而美;“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极写秦王生活奢而糜。铺排渲染之中溢出文章之主旨。
第五,语言整齐峻拔。
《过秦论》在语言风格上辞赋化的倾向非常突出。对偶、排比句式的大量运用,使得文章非常有气势。在排偶句中,为了避免用字重复,同义词的运用非常讲究,这又是本文语言上另—特色。
《过秦论》多用骈偶,工整雄峻。如首段末句“当是时也,商君佐之”以下“内”“外”对应,一气呵成;第2段首句“蒙故业,因遗策”以下“南取”“西举”“东割”“北收”并举,气吞九州。《阿房宫赋》首句即奇,“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钱钟书说它“发唱惊挺,操调险急”(《管锥编》),像“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这样的四字句更增强了文章的气势。此外,两文都使用了夸张、比喻等修辞手法,生动形象,给人以审美的愉悦。
西汉文帝时代,是汉代所谓的“太平盛世”,即“文景之治”的前期。贾谊以他敏锐的洞察力,透过表象,看到了西汉王朝潜伏的危机。当时,权贵豪门大量侵吞农民土地,逼使农民破产流亡,苛重的压迫剥削和酷虐的刑罚,也使阶级矛盾日渐激化。国内封建割据与中央集权的矛盾、统治阶级与劳动人民的矛盾以及民族之间的矛盾都日益加剧,统治者的地位有动摇的危险。
为了调和各种矛盾,使西汉王朝长治久安,贾谊在《陈政事疏》《论积贮疏》以及《过秦论》等著名的政论文中向汉室提出了不少改革时弊的政治主张。本文就是以劝诫的口气,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出发,分析了秦王朝政治的成败得失,为汉文帝改革政治提供借鉴。在谈到写作目的时,贾谊说过他之所以要“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主张“去就有序,变化因时”,其目的是求得“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下篇)。《过秦论》一文总结秦朝兴亡的教训,实为昭汉之过。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暗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酌酒与君君自宽,人情翻覆似波澜。
白首相知犹按剑,朱门先达笑弹冠。
草色全经细雨湿,花枝欲动春风寒。
世事浮云何足问,不如高卧且加餐。
何处它年寄此生,山中江上总关情。
无端绕屋长松树,尽把风声作雨声。
日落沧江晚,停桡问土风。
城临巴子国,台没汉王宫。
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
岩悬青壁断,地险碧流通。
古木生云际,归帆出雾中。
川途去无限,客思坐何穷。
大历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别驾元持宅,见临颍李十二娘舞剑器,壮其蔚跂,问其所师,曰:“余公孙大娘弟子也。” 开元五载,余尚童稚,记于郾城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 浏漓顿挫,独出冠时,自高头宜春梨园二伎坊内人,洎外供奉舞女, 晓是舞者,圣文神武皇帝初,公孙一人而已。 玉貌锦衣,况余白首,今兹弟子,亦非盛颜。 既辨其由来,知波澜莫二,抚事慷慨,聊为《剑器行》。 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自此草书长进,豪荡感激,即公孙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
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
㸌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
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绛唇珠袖两寂寞,晚有弟子传芬芳。
临颍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扬扬。
与余问答既有以,感时抚事增惋伤。
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孙剑器初第一。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动昏王室。
梨园弟子散如烟,女乐余姿映寒日。
金粟堆前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萧瑟。
玳筵急管曲复终,乐极哀来月东出。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