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短长亭，行路无情客有情。年去年来鞍马上，何成！短鬓垂垂雪几茎。
孤舍一檠灯，夜夜看书夜夜明。窗外几竿君子竹，凄清，时作西风散雨声。
南北向的官道上短亭接着长亭，脚下的道路虽无情，但行走在上面的行人却有情。我年年骑着马来回奔波在这条道路上，可有什么成就呢？鬓边的短发渐渐白了几根。
我书斋里的灯仍旧独自亮着，夜夜读书到天明，陪伴我的只有窗外的几株君子竹，如此凄清，西风飒飒，竹叶簌簌，好似风吹雨散一般。
羁旅之感是唐宋词中最常见的内容之一，不过这首小令不同于那类情事虚拟化的作品，词中所写实为作者数十年鞍马劳顿、漂泊天涯的生活感受。刘秉忠才学出众，十七岁即为节度府令史，未几弃去，“决意逃避世事”，遁武安山（今属河北）中，“与全真道者居”。不久又从天宁虚照禅师剃度为僧。后随海云禅师入见忽必烈，遂留之。从此开始了他随元世祖南北征战、四处奔波的生涯，直到五十五岁时才结婚成家，五年后辞世。正因为词中的情感全由作者这种真实的生活经历中来，自然也就显得格外亲切和感人。
相传为李白所作《菩萨蛮》写行人归意云：“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本词起首即由此借来。“短长亭”，短亭、长亭，为古时设在大路边供行人休歇的亭舍。庾信《哀江南赋》：“十里五里，长亭短亭。”谓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古诗词中“长短亭”的意象历来是与羁旅漂泊之意连在一起的，本词中作者又进而在前面加了“南北”二字，使这长长的“行路”更显得漫漫不尽令人生愁了，因此作者谓之“无情”。路程本身距离的长与短，实为人的感觉，谓其“无情”更是人的情感的投射，所以这“行路无情”实在是“人有情”的表现，以“无情”衬“有情”更显出其“情”的强烈与深刻。接下来作品又从时间长久的角度来进一步写这“年去年来”的羁旅之苦。作者在另一首《南乡子》中写道：“游子绕天涯，才离蛮烟又塞沙。岁岁年年寒食里，无家。”这几句可谓这年复一年的“鞍马”行旅生活的注脚。令作者不堪的还不仅是这没有休止的漂泊之苦，更有一种老大无成而生命虚耗的憾恨，一语“何成”，已见词人憾恨之深；几许“雪茎”，更衬出其悲愁之重。长路漫漫，归期遥遥，匆匆行旅间，鬓丝已染霜雪而事业却无所成——游子漂泊的愁苦、憾恨与困惑就这样一层层地被推向了极致，弥漫于词中。
下片着重描写游子漂泊中孤清之怀。首二句述其寒夜读书的情景。宋黄庭坚《寄黄几复》诗“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句似为词人所本，不过词中所写当为作者生活实情的描述。其中“灯”的意象是耐人寻味的。它照明的不仅是羁旅中的孤舍，实际上更有主人公那颗孤寂的心。在漫漫旅途上，也只有“书”能给他以慰藉，让他得以超脱那难忍的孤独和愁苦。有了这“一檠灯”，整个凄寒的词境也顿然增添了几分暖意。檠，灯架，烛台，这里用作量词。同时，这灯下夜读的情节也向人们展示了主人公清高雅逸的襟怀，下旬中的“窗外几竿君子竹”即是这种襟怀的象征。“凄清”一词很准确地道出了竹子那身处孤寒之境却不失清雅风韵的品质。古人称松、竹、梅、兰为君子四友，故而作者在这里直接称竹为“君子竹”，词人在此直道“君子竹”，其深意便在于表达对不为时困而凛然有节的古君子之风的仰慕与追求。煞尾处“时作西风散雨声”又从听觉感受上来写竹：西风飒飒，竹叶簌簌，好似风吹雨散一般。显然，这字里行间透露出的是“君子竹”那潇洒无畏的风神，传达出的是词人不惧孤寒不夺雅志的精神。竹声“时作”，余音不绝，语虽尽而意未穷。
与唐宋词中某些抒写羁旅情怀之作的明显区别是，词人没有陷于孤独悲戚的情感中而不能自拔，上片言漂泊之苦，作者极尽渲染之能事，但这只是一个铺垫，至下片则一“灯”擎而愁云散，述读书以明志，赋翠竹以寄情，表现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可谓“哀而不伤”者也，正如王鹏运评刘秉忠词所云:“雄廓而不失之伧楚”（《藏春乐府跋》）。
月化五白龙，翻飞凌九天。
胡沙惊北海，电扫洛阳川。
虏箭雨宫阙，皇舆成播迁。
英王受庙略，秉钺清南边。
云旗卷海雪，金戟罗江烟。
聚散百万人，弛张在一贤。
霜台降群彦，水国奉戎旃。
绣服开宴语，天人借楼船。
如登黄金台，遥谒紫霞仙。
卷身编蓬下，冥机四十年。
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
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
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
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
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
密竹娟娟数十茎，旱天萧洒有高情。
风吹已送烦心醒，雨洗还供远眼清。
新笋巧穿苔石去，碎阴微破粉墙生。
应须万物冰霜后，来看琅玕色转明。
海色残阳影断霓，寒涛日夜女郎祠。翠钿尘网上蛛丝。
澄海楼高空极目，望夫石在且留题。六王如梦祖龙非。
真州有逸人曰帆山子，姓员，名炖，字周南。帆山子，其别号也。性逋宕不羁。读经书悉通晓，卒不为先儒所囿。尝曰：“汉儒泥器而忘道，宋儒舍情以言性，皆误也。或下一令曰：途遇彼姝，平视者笞，受笞者必多；又下一令曰：归家能殴兄妹者赏，受赏者必少。何也？一情中所有，一情中所无也。善为学者，务究大义而顺人情以设教。”其持论快彻，大率类是。余每至邗江，必招与俱。帆山知余之好之也，扼腕而谈，汩汩如倾河。尤长于说往事，叙先贤遗迹。凡可喜可愕，可嗢噱绝倒者，腾其口抑扬而高下之，尽态极妍。
身短而髯，圆面。终身布衣，家无担石，气象充充然，不类贫者。逡巡有耻，遇人无机心。假馆某某家，偶有不可于意，色斯举矣。居常不系袜，或戴道士冠，挂尘尾。几上罗列图书、佩环。椭狡零星，手自摹拭。见美男子则惵然意下，目往而足欲随，或尤之，笑曰：“吾何与哉？《易》称‘见金夫，不有躬’，圣人诏我矣。”其风趣如此。
论曰：庄子有“人貌而天”之说，帆山子真气盎然，盖纯乎天者也。年七十四而终。闻临终预知死期，奉其祖父木主埋先人垅中，而以所玩器物尽贻朋好，拱手而逝。自称无方之民。其信然矣。其挚友江吟香素敦风义，有友五人，哀其无后，每逢寒食，辄具鸡黍纸钱。设位，祀之于江上之延生佛舍。帆山，其一也。盖即宋玉“招魂”、圣人“于我殡”之义。呜呼，仁哉！
似带如丝柳，团酥握雪花。帘卷玉钩斜。九衢尘欲暮，逐香车。
刘秉忠（1216年－1274年），初名刘侃，法名子聪，字仲晦，号藏春散人。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市）人，祖籍瑞州。大蒙古国至元代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
刘秉忠出身世宦之家，自幼聪颖，十三岁时入都元帅府为质子，十七岁为邢台节度府令史。之后一度弃官隐居，拜虚照禅师为师。后入大蒙古国忽必烈幕府，以布衣身份参预军政要务，被称为“聪书记”。至元元年（1264年），升任光禄大夫、太保，领中书省政事。至元八年（1271年），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逝世，年五十九。累赠推诚协谋同德翊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常山王，谥号“文正”，为元代汉人位封三公的唯一一人。
刘秉忠兼备释、道、儒之学，活跃于蒙元初期政坛，对元代政治体制、典章制度的奠定发挥了重大作用。他对元大都的规划设计，奠定了北京市最初的城市雏形。刘秉忠兼擅诗文词曲，潇散闲澹，与其为人相类。有《藏春集》《平沙玉尺经》等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