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奸论

宋代苏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人事之推移,理势之相因,其疏阔而难知,变化而不可测者,孰与天地阴阳之事?而贤者有不知,其故何也?好恶乱其中,而利害夺其外也。

昔者,山巨源见王衍曰:“误天下苍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阳见卢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孙无遗类矣。”自今而言之,其理固有可见者。以吾观之,王衍之为人,容貌言语,固有以欺世而盗名者,然不忮不求,与物浮沉。使晋无惠帝,仅得中主,虽衍百千,何从而乱天下乎?卢杞之奸,固足以败国,然而不学无文,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语不足以眩世。非德宗之鄙暗,亦何从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也。

今有人,口诵孔、老之言,身履夷、齐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与造作言语,私立名字,以为颜渊、孟轲复出,而阴贼险狠,与人异趣。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人也,其祸岂可胜言哉?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竖刁、易牙、开方是也。以盖世之名,而济其未形之患,虽有愿治之主,好贤之相,犹将举而用之。则其为天下患,必然而无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

孙子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使斯人而不用也,则吾言为过,而斯人有不遇之叹,孰知祸之至于此哉?不然,天下将被其祸,而吾获知言之名,悲夫!

白话译文

事物有必然的发展趋势和结果,道理有它正确的答案。天下只有头脑客观冷静的人,才能从细微的现象和变化中,看到未来的征兆。月亮周围出现大光环,即是要刮风了,石墩上面返潮湿润,即是要下雨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人事的发展变化,情理和形势之间的因果关系,也是空疏渺茫难以尽知,千变万化而无法预先料到的,怎么能和天地阴阳的变化相比?然而即使是贤明的人,对身边的世事也会有察觉不出来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喜好和憎恶的情感搅乱了他们的思想,而利害得失的考虑又支配了他们的判断。

从前,山巨源看见王衍,他说:“将来贻误天下百姓的,必定是这个人。”郭汾阳见到卢杞,他说:“此人一旦得志,我的子孙都将一个也留不下来。”从今天的情况说来,一些事情道理确实是可以预见到的。不过,在我来看,王衍这个人,他的相貌谈吐,确实具备了欺世盗名的条件,然而他不忌恨别人,不求贪图,只不过随波逐流而已。假使晋国当时不是惠帝这样的昏君当政,而遇上哪怕只是有中等才干的君主,那么即使有千百个像王衍这样的人,又能凭什么搞乱天下呢?卢杞的奸恶阴险,确实也足以败坏国家,然而这个人不学无术,容貌不足以动人,言谈不足以蒙蔽社会。若不是唐德宗的鄙陋昏庸,他又凭什么会得到重用呢?由此说来,山巨源、郭汾阳二公预料的王衍、卢杞二人的未来,或许未必一定就是那种结局。

现在有这么一个人,嘴上讲着孔子和老子的言论,效仿伯夷和叔齐的行业,搜罗聚集了一些贪图虚名和不得志的人,相互制造舆论,私下里互相标榜,以为自己是颜渊、孟轲再世。而骨子里却是阴险毒辣,与一般人的意趣背道而驰,我看他们是王衍、卢杞合而为一体的角色,其祸害岂是言语能讲得清啊!脸脏了不忘要清洗,衣服脏了不忘要浣净,这是人的最普通的至理常情。这个人现在却不是这样,穿的是像奴仆穿的衣服,吃的像猪狗吃的食物,头发蓬乱得像囚犯,满脸污垢脏似居丧,却又满口高谈《诗经》《尚书》之中圣人的言论,难道还合乎情理吗?大凡为人处世不近人之常理常情的人,很少不是大奸贼的,正是竖刁、易牙、开方这一类的人啊。用其盖世的好名声,来相助成就其尚未实现的祸心,虽然这世上有愿意励精图治的明主,有喜贤爱才的宰相,也不免受迷惑而要举拔、重用他。如此,这种人将予天下带来祸患,则是必然是毫无疑问的,他的危害就不只是王衍、卢杞二人能比得了。

孙子说:“善于用兵的人,没有显赫的功绩。”假使这个人将来不被重用,那我所说的就算是错了,而这个人就会有怀才不遇的叹息了,这样谁又能知道给国家造成的祸害的就是此人呢?如果不是这样,天下就将要被他祸害,而我却得了个先见之明的美誉,那就太可悲了!

词句注释

  1. 辨奸:辨析奸邪。论:文体名。
  2. “事有”二句:意谓事理和人情都有它必然如此的一面。
  3. 静者:指深得清静之道、超然恬静的人。见微而知著:看到事物的细微征兆,就能知道它的发展趋向和结果。
  4. 月晕而风:月晕出现,就要刮风。月晕,月亮周围的光环。
  5. 础润:石基湿润。础,柱子下面的石墩。
  6. 推移:发展变化。
  7. 疏阔:宽大广阔。这里有渺茫难以捉摸的意思。
  8. 孰与:表示选择,哪里比得上。天地阴阳之事:指自然界的各种现象。
  9. 中:内心。
  10. 夺其外:谓左右其行动。
  11. 山巨源:山涛,字巨源,晋初名士,“竹林七贤”之一,任吏部尚书,选用官员,他都各为品评。王衍:字夷甫,官至尚书令、太尉。有盛才,容貌秀美,好玄言,喜老庄,以清淡为事。
  12. 郭汾阳:即郭子仪,因平定安史之乱有功,封为汾阳郡王。卢杞:字子良,唐德宗时宰相。容貌丑陋,为人贪残。
  13. 不忮(zhì)不求:不嫉妒不贪求。
  14. 与物浮沉:随波逐流的意思。
  15. 使:假使。惠帝:晋惠帝司马衷,性痴呆。
  16. 中主:中等才能的皇帝。
  17. 眩世:欺世。眩,迷惑。
  18. 德宗:唐德宗李适。鄙暗:鄙陋昏庸。
  19. 二公:指山涛和郭子仪。二子:指王衍和卢杞。容:或许。
  20. 夷:伯夷。齐:叔齐。二人均为孤竹君之子。商亡后,他们誓不食周粟,饿死在首阳之上。
  21. 相与:互相勾结。造作言语:谓制造舆论。
  22. 私立名字:谓自我宣扬,自我标榜。
  23. 颜渊:孔子的弟子。在七十二弟子中以德著称,后世儒者尊为“复圣”。孟轲:即孟子,先秦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后世儒者尊为“亚圣”。
  24. 异趣:志向不同。
  25. 浣(huàn):洗濯。
  26. 臣虏:奴仆。
  27. 彘(zhì):猪。
  28. 囚首丧面:披头散发如同囚犯,头不梳脸不洗如同居丧的人,形容不注意修饰。
  29. 鲜:少。奸慝(tè):奸邪。
  30. 济:成就。未形之患:尚未显露的祸患。
  31. 孙子:名武,战国时齐人,军事家,著有《孙子兵法》。
  32. 斯人:这个人。
  33. 知言:有远见之言。

作品赏析

这是一篇优缺点都很明显的文章。它的优点主要有两方面,一在内容上,一在写作上。内容上,文中提出“惟天下之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这话很深刻。所谓“静者”,就是不为“好恶”所乱,不为“利害”所夺的人,也就是在审视人事时能保持冷静、客观而又有见识的人,这种人才能发现本质、预见前知,这话很有道理。文中又说:“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这话也颇带警策。所谓“不近人情”,也就是矫情,也就是大悖人性,这类人固然也有性格乖僻的,不过确也有本性险恶、另怀深心的。作者在文章中提出要以见微知著的锐识去辨认那些不近人情的奸人,以防为其所害,这不论是作为理论,还是经验,对于指导人们去防范、揭露政治生活中的骗子的伪装,都是有意义的。在写作上,论述的中心虽是“辨奸”,笔墨所指处处针对王安石而言,可是自始至终都没有点出王安石之名。这样写,读者同样清楚文锋之所向,但它又使文章具有一定的哲理性,而非仅为责叱个人所局限,同时又让读者能体会到一种惝怳含蓄之趣、匣剑帷灯之妙。这是运虚写实、以虚指实的写法,用笔高明。文中句式整散结合,时有排比,显得词锋锐利,咄咄逼人。末尾用选择句,如骏马注坡而收缰,看似退后一步,实则是以顿宕收煞,激起有余不尽之意,显得精警而感慨,有一唱三叹之妙。

这篇文章的缺憾也是很明显的,那就是对王安石的指斥、比类是不恰当的。王安石诚然有忙于读书、治事而忘了盥洗、不讲究饮食等等毛病,但是否到了“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的地步有待商榷。即使如此,这不一定算是确切意义上的“不近人情”。如果因新法失败,以及新法中弊端不少,就断定王安石是奸人。这些结论,恐怕读者都很难认同。文中还把王衍、卢杞以及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奸恶嬖丑同王安石相类比,更属不伦。文章的作者在以他的理论来攻击所谓的“今有人”、“斯人”的时候,显然带有很大的意气与私憾,这也恰好有违作者自己所说“静者”的立场。所以《辨奸论》提出的观人之法虽然有意义,但文中影射和攻击王安石的取向却是不可取的。

创作背景

北宋熙宁二年(1069年),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王安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己任,倡导了历史上的王安石变法运动。王安石变法在历史上起过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它触犯了大地主阶层的利益,再加上自身的不彻底性和执行中的种种缺陷,一开始就遭到不少权贵的激烈反对。后经“元祐更化”,变法终于破产,但斥骂之声几乎千年不绝。不仅有人把北宋之亡归罪于变法,而且王安石本人也被斥之为祸乱天下、“败国殄民”的千古罪人。

苏洵与王安石一向不和。据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说:“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王安石之母死于嘉祐八年(1063年),则此篇作于王安石任宰相正式推行新法之前。此文宋本《嘉祐集》不载,见于南宋吕祖谦编选的《宋文鉴》,《古文观止》列于苏洵名下。这篇文章最早见于邵伯温所写的《邵氏闻见录》。邵伯温说:“《辨奸》一篇,为荆公发也。”苏洵在王安石实行变法之前三年便死了,故学术界认为此文显系伪托,冒苏洵之名,以攻击王安石。清代李绂、蔡上翔力辩此篇乃南宋初年道学家邵伯温托名苏洵的伪作,这一争议尚无定论,即使属于伪作,它反映新旧党争的背景仍没有多大不同。

名家点评

  • 明·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百十一:荆川尝论韩非子《八奸》篇,谓是一面照妖镜,余于老泉此论亦云。张文定公撰《老苏先生墓表》云:“嘉佑初,王安石名始盛,党友倾一时,其命相制曰:‘生民已来,数人而已。造作语言,至以为几于圣人。’”欧阳修亦善之,劝先生与之游,而安石亦愿交于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独不往,作《辨奸》一篇。
  • 清·储欣《评注苏老泉集》卷三:“不近人情”四字,遂为道学正传,其不近人情愈甚,则其为道学愈大矣。余读《论语》《家语》诸书,夫子生平无一不近人情之事,无一不近人情之言,而后之号为颜、孟复出,且驾颜、孟而上之者,若此何也?
  • 清·徐乾学《古文渊鉴正集》卷四十七:识见明到要从学问中得来,非亿中也。晦菴朱熹曰:“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彼遇神宗,致位宰相,乃汲汲以兵革财利为先务,引用奸邪,排摈忠良,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宣之际,祸乱极矣。”
  • 清·吴楚材《古文观止》卷十:介甫名始盛时,老苏作《辨奸论》,讥其不近人情。厥后新法烦奇,流毒寰宇,见微知著,可谓千古观人之法。
  • 清·王应鲸《唐宋八大家公暇录》卷四:不近人情,败坏天下,非明眼人,未易觑破。(储同人语) “见微知著”四字,是一篇主脑。即辨字的本领,从荆公之不近人情上,料其为奸,必乱天下,正老泉之见微知著处。而所以能先知,则原于一静,盖静则灵,明自然之理,非亿中也。
  • 清·林云铭《古文析义》卷十四:老泉料荆公止在不近人情处看出,以竖刁、易牙、开方为比,要知此三人之不近情止是图利,而荆公却是图名。原其始,亦非以祸人为心者,但以自许太过,而新法试行于鄞邑,又颇有效,以故执持愈坚,不知天下非一邑可概,且奉行之人,又未必人人如我。盖缘平日未尝向人情物理上细心体贴,以致如此,便是不近人情的流弊。竖刁辈是甘为真小人,犹盗贼手挟刀剑戮杀人者,荆公是要作伪君子,犹庸医苦泥方书,药杀人者。不可谓盗贼是杀,庸医非杀也。奸慝之名,宜不能免,文中推见至隐,忧时之意,直与洛阳闻鹃同调,其先几特识,更堪双绝千古矣。但篇末“巨卢”二字,余向疑无所考据,较诸善本皆同。或云犬之大者,夫犬何以有衣?果尔,则当云:衣巨卢之皮也。且下句用“犬彘”矣,上句复用田犬,岂不重复。一日偶读朱晦菴《宋名臣言行录》,内载:“衣臣虏之衣。” “臣虏”二字出秦文,对“犬彘”何等精切!然后知“巨卢”乃字之讹也。凡经朱夫子手定之书,必无差错。
  • 清·浦起龙《古文眉诠》卷六十三:虚拈辨字领局,其神直注信而用之者。援揣比例,情词危切,而寄意尤在起结间。神情遥照,以警夫倾信而误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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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描述:

苏洵(1009年-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亦被称老苏。眉州眉山(今四川省眉山)人。与苏轼、苏辙合称“三苏”。中国北宋文学家,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苏洵年稍长入学,学习句读、属对、声律,但没有学会就放弃了读书,后开始游历名山大川。27岁又开始读书。在考取进士和茂才时,都未中。不久,苏洵之父去世,其归家守丧。服除后,仍居住在乡里,闭门读书,文章一新,著有《几策》《权书》《衡论》数十篇,系统提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的革新主张。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送其二子入京应试,朝廷诏试策论,辞不赴命。嘉祐五年(1060年),苏洵被任试秘书省校书郎,除霸州文安县主簿,与姚辟同修礼书,完成《太常因革礼》100卷。治平三年(1066年),苏洵卒。

苏洵的文学创作成就主要是散文,文章大部分是议论文,往往直接针对北宋社会的现实而作。其散文以气势胜,具有荀子和战国纵横家的雄辩之风,观点明确,析理深透,语言犀利,结构谨严,妙喻连篇,呈现出雄奇高古的风格。苏洵的散文在当时就颇具影响,对改变不良文风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其《权书》《衡论》诸作,纵谈古今,议论圆转,纵横恣肆,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说。苏洵诗作不多,但诸体皆备,尤以五七言古诗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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