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前蒙陛下问及本朝所以享国百年,天下无事之故。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遂辞而退。窃惟念圣问及此,天下之福,而臣遂无一言之献,非近臣所以事君之义,故敢昧冒而粗有所陈。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材,变置施设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盖监司之吏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之而中国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升遐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繇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埸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
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臣不敢辄废将明之义,而苟逃讳忌之诛。伏惟陛下幸赦而留神,则天下之福也。取进止。
我前些天承蒙陛下问到我朝之所以统治了上百年,天下太平无事的原因。我因为浅薄无知,错蒙皇上询问,由于时间紧迫,不敢长时间留在宫中,话还来不及说完,就告辞退朝。私下想到皇上问到这个问题,是天下的福气,而我却没有一句中肯的话奉献,不是身边官员效忠君主的态度,所以敢于不揣冒昧粗略地说说我的看法。
我想太祖具有极高的智慧独到的见解,详尽地了解各种人物的真伪,指挥任命,一定做到人尽其才,设置变革措施,一定能够符合现实情况。所以能够驾驭将帅,练好兵卒,对外抵抗外族入侵,对内靠他们平定动乱。于是废除苛捐杂税,禁止酷刑,废除强横的藩镇势力,诛杀贪婪残暴的官吏,自身俭朴,为天下做出了榜样。太祖在制定政策发布命令的时候,一切以百姓能平安、得利为准则。太宗继承了太祖的聪慧勇武,真宗保持了太祖的谦恭仁爱,到了仁宗、英宗,没有丧失道德的地方。这就是所以能够统治上百年,而天下太平的缘故。仁宗做皇上,时间最久。我当时担任侍从官员,所作所为,从头到尾,都是我所亲眼看到的。
我试为陛下陈说其中的几条,陛下详加考虑,选择可取之处,也足以用作今天的借鉴。 我想仁宗作为一位君主,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天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随意杀过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钱财给辽、夏,却始终不忍心对他们开战。刑罚轻缓而公正,赏赐很重而守信用。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多方面地听取和观察,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的蒙蔽;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举荐关系疏远的人才,且伴随着连坐的法律。从监察官吏到州、县的官员,没有人敢暴虐残酷,擅自增加赋税徭役,来损害老百姓。自从西夏人顺服以后,蛮横的外族就没有大的变化,边境人民的父子夫妇,能够不在战争中死亡,而内地的人民,安定和平繁荣兴旺,一直到今天,这是因为没有随意兴办一项工程,没有错杀一个人,审断案件尽量使犯人能够活下来,而特别憎恨官吏对百姓的残暴、骚扰,宁肯委屈自己输送财物给辽、夏外族,而不忍心对他们开战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近臣,没有人敢强横犯法,他们自重谨慎,有的甚至超过平民百姓,这是刑罚轻缓而公正的结果。招募天下骁雄强横奸诈之徒作为士兵,几乎达到百万,没有良将来统帅他们,而阴谋叛乱的人很快就败露;聚集天下的财物,虽然有账册,把这些交给府吏管理,没有贤能的官吏来检查考核,而贪污偷盗的人马上就被揭发出来;水旱灾年,逃荒的人堵塞了道路,尸横遍野,而抢夺财物的强盗立刻就被捕获,这是重赏赐而守信用的结果。王公大臣、皇亲国戚、身边的侍从官吏,没有能大肆作威作福,到处钻营受贿,一有奸邪不法的事,随即就报告到上面;贪婪奸邪强横狡猾之徒,即使偶尔被任用,不能够长久的。这是采纳谏官、御史的建议,广泛地听取观看,而不会受到偏见的谗言所蒙蔽的结果。从县令、京官,到监司、台阁,提拔任用,虽然不能全部称职,然而,闻名一时的所谓有才能的人,也很少有埋没不被任用的。这是依靠众人的耳闻目睹,选拔推荐关系疏远的人才而伴随着连坐之法的结果。驾崩的那一天,天下的人民放声痛哭,如同死去父母,这是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出于本性,忠恕诚恳,始终如一的结果。
但是,本朝几代墨守衰风颓俗的弊病,却没有皇亲国戚和诸位臣子议论它。和皇上朝夕相处的,不过是宦官宫女,出来处理政事,又不过是有关部门的琐事,没有像古代大有作为的君主那样,和学士、大夫们讨论先王治理国家的方法,把它实施到天下。一切听任自然趋势,而主观努力却有所不够,名义和实际效果之间的关系,没有加以考察。君子并不是不被容纳,但小人也能够混进来。正确的论断并不是不被采纳,然而不正确的怪论也有时候被采用。凭着写诗作赋博闻强记选拔天下的士人,而没有学校培养造就人才的方法;以科名贵贱资历深浅排列在朝中的官位,而没有官吏考核实绩的制度。监司部门没有设置检查的人,守将不是选拔上来的贤臣,频繁地调动迁官,既难于考核实绩,而夸夸其谈的人,因而能够乱真。结党营私,猎取名望的人,大多数得到了显要的职务,靠自己才能奉公守职的人,也无法显示出和庸人的不同。农民受到了徭役的牵累,没有看到特别的救济抚恤,又不为他们设置官员,兴修农田水利;士兵中混杂着老弱病员,没有加以告诫整顿,又不替他们选拔将领,让他们长久地掌握守边任务。保卫都城收罗的是些兵痞无赖,没有改变五代的纵容、笼络的坏习惯;皇室中没有教导训练、选拔推荐之实,因而不能符合先王亲近疏远、升官、降职的原则。至于管理财政,基本上没有法度,所以虽然皇上俭朴节约而人民却不富足,虽然操心勤勉而国家却不强大。幸赖不是夷狄昌盛的时候,又没有尧、汤时代水涝旱灾的特殊情况,所以天下无事,超过百年。虽然是人努力的结果,也靠了天的帮助。原因是几代圣君相传,对上敬畏天命,对下敬畏人民,宽厚仁爱谦恭俭朴,忠恕诚恳,这是他们之所以获得上天帮助的缘故。
我想陛下身具最为圣明的资质,继承无穷无尽的帝业,知道不能长久地依靠上天的帮助,知道人事不能始终懈怠下去,那么大有作为的时候,正在今天。我不敢随便放弃臣子应尽的职责,而只顾躲避独犯忌讳所遭到的惩罚。恳请陛下宽恕我并留神我的话,那就是天下人的福气了。恰当与否,请陛下裁决。
此文大致可分为五段。第一段是交代写作缘起。宋神宗赵顼是一个有志图强的年轻皇帝,公元1067年即位。即位时只有二十岁,出于谋求富国强兵、改变“本朝”积弊的迫切愿望,他即位第二年便召见王安石进京议对。此时王安石已近“知天命”之年,其经历、见识很不一般。他从少年时起即胸有“轩冕”之志,曾自言“材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忆昨诗》)。出仕前又跟随宦游四方的父亲到过岭南、江苏的不少地方,对于下情已有所体恤。中经丁忧,二十一岁人京应礼部试,首试即中,以第四名的好成绩登杨真榜进士。王安石由于个性拗强,人品高尚,学识渊博,素有“矫世变俗之志”,名播朝野。神宗早在东宫时已闻王安石大名,继位后,对这位写了《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万言书》),提出“改易更革”主张的王安石十分倚重。这次把他由江宁召回京都,就是向他咨询北宋百年来没出大乱子的问题,要他当面回答这是什么原因。面对皇上,口头回答这么重大的问题,难无惶恐,加之时间紧迫,未敢迁延,来不及详对,即告辞返回。事后,他又觉得不符合近臣侍奉君主的道理,遂写了这篇《札子》,进一步申述改变积贫积弱局面、实行变法的实际需要和理论依据。神宗激赏此文,次年二月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变革遂张。此文可视为王安石变法的先声。
第二段是对“本朝”自开国皇帝赵匡胤至仁、英二宗的一一称颂,从而作出“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的初步答案。既然是百年的事,自然以前几任皇帝都得提到。宋太祖因是开国之君且较有作为,所以说得较多,其余太宗、真宗、英宗都是一句带过,唯独对宋仁宗所论最详。这倒不是仁宗特别英明,而是因为他在位时间长,而暴露出的问题最多,后遗症亦最‘大,所以必须加以详尽分析。
第三段,作者以“从官”的身分极言仁宗的所谓政绩美德,称颂他“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王安石认为仁宗当皇帝时,对上尊崇天意,对下兼听众议,宽仁恭俭,做得自然而又始终如一。尤可贵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审理案件力求给犯人留一条活路,而对于官吏扰民深恶痛绝。对外不忍兴师动众,对内赏罚合理,不信谗言,处处依法办事。皇帝给监察机关带了个好头,所以各级官吏不敢擅自发号施令。也不敢做伤害百姓的事。自西夏归顺宋朝后,再没有发生较大的边境民族叛变之事。这样边民可免遭战乱之灾,内地民众亦可安居乐业。皇亲国戚不敢触犯法令,他们立身行事有的比百姓还谨慎,这是刑法公道所收到的成效。上百万军队是稳定的,一旦有贪污盗窃的人,很快便被揭露,至于在灾荒之年趁火打劫的人,会立即被破获,而皇帝身边的人也不敢擅作威福,索取贿赂。奸佞贪婪者偶被录用,但不能长久。各级官吏的任命提升虽不尽如人意,但也并无遗珠之憾,这是任人唯贤和依靠法制的结果。由于深得人心,所以在仁宗皇帝去世时,人们就像死了亲生父母一样悲痛万分。
第四段篇幅比上段略短,却是全文的重点段落,也是作者的醉翁之意之所在。头一句开门见山,指出“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可谓深中腠理。这些弊病分别表现在以下诸方面:一是皇帝朝夕共处的不过是宦官和妇女,临朝理事,又不外是一些琐碎之务,远不如那些有作为的国君,能同士大夫一起研讨先王的治国之法,从而在全国加以推行。二是对于事物不分名与实,一切听凭自然而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虽任用了贤人,但小人也占据一定职位;正确的言论皇帝不是不听。但错误的主张也时时被采纳。三是没能通过学校教育培养人才,以诗赋和背诵古书的办法取士,论资排辈、按科名资历任用官吏,而没能采取必要的考核措施。四是监察机关(监司)没有称职的官员,边将不是由军队中有指挥经验的人担任,而是任命一些并无军事知识和指挥能力的人充当。五是官吏调动频繁难以考核其政绩,而“游谈之众”便以假乱真,贤人反被埋没;靠私交、“走后门”扩充自己声望的人,大都成了高官;不靠后台、对公事尽职尽责的人,有时反被打击排挤,故而上下偷懒,一味取悦于人;贤人有职无权,才能得不到发挥,实等同于庸人。六是沉重的徭役造成农民破产,而政府没有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兴办整修农田水利等等。七是边防部队没有进行训练整顿,其中多有疲惫衰老者;内地驻军全是兵痞无赖,没能改变五代以来在养兵问题上笼络迁就的坏风气。八是对于皇族成员不曾经过严格教育和选拔,竟然委以重任,这不符合先王奖优罚劣的用人原则。九是朝廷对于理财,大都没有恰当的办法,所以尽管皇帝本人很节俭而百姓并不富裕,皇帝对国事百般操劳而国家却不强盛;幸而没有外患,也没遇到特大天灾,所以一百多年来没有出乱子。十是虽说事在人为,但“本朝”的创建和存在却是上天保佑的结果。
显然,以上十条,没有一条不是对北宋朝廷的严厉批评。遗憾的是后世读者曾对王安石的这一苦心孤诣产生了误解,认为“虽日人事……此其所以获天助”之说,是对北宋的歌功颂德,把功劳归于皇帝和上天,表现了他作为地主阶级政治家的局限性。实则相反,这是王安石改革主张彻底性的实际表现。因为这十条的寓意在于北宋王朝已失去了存在的必然性,仅仅靠上天帮助的偶然性得以维持,如不改革,绝无出路。《宋史》本传载:神宗诏问“为治所先”,王安石对日“择术为先”。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北宋以来因循守旧的现行治术,而主张必须择取和制订足以对付内忧外患、天灾人祸的新的治国方案。
第五段指出“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这也不能理解为作者对宋神宗的吹捧。鉴于封建帝王至高无上的地位,一个有作为的大臣的满腹牢骚,也只能是委婉地、甚至是违心地加以表述。这一段话虽不多,但分量很重,它无异于警告赵顼说:天助是靠不住的,人事也不可有始无终,即使你对这些话很忌讳,因此而怪罪我,我也要把心里的话说出来,从而忠告你必须重新选择(择术为先)有助于变法图强的“人事”。成败在此一举,你如听取劝告,留心国事,实施变法,这便是天下人的一大福份!王安石的这些话中之话何等尖锐,哪里有什么美化和吹捧的意味!
特点一:本文组织严密,条理清楚,层次分明,论述明白充分,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特点二:措辞委婉,情感直白坦诚。语言表达上谦恭委婉。如一、五段,极尽臣子之礼。表述思路上以颂扬为铺垫,寓贬于褒、以扬为抑。如二、三、四段。由此,王安石剖析了四十多年中的种种弊病透过百年无事的表面现象揭示出当前面临的种种危机,指出因循守旧的危害,并就吏治、教育、科举、农业、财政、军事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
特点三:在语言方面,本文很好地运用了对偶、排比等手法,使字句音节铿锵,为文章生色不少。
此文作于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作者四十八岁,年初任翰林学士,四月,神宗诏王安石进京,越级与神宗直接对答。宋神宗赵项二十一岁继承皇位,和仁宗、英宗相比,他是个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因而继位不久,便从江宁将王安石诏回。据《宋史·王安石传》:熙宁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对。帝问所治为先,对曰:“择术为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日:“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尔。”帝日:“卿可谓责难于君。朕自视眇躬,恐无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辅政,庶同济此道。”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亦载宋神宗询问王安石“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的问题,面对神宗的频频垂询,于是王安石写了这篇文章。
康熙五十一年三月,余在刑部狱,见死而由窦出者,日四三人。有洪洞令杜君者,作而言曰:“此疫作也。今天时顺正,死者尚稀,往岁多至日数十人。”余叩所以。杜君曰:“是疾易传染,遘者虽戚属不敢同卧起。而狱中为老监者四,监五室,禁卒居中央,牖其前以通明,屋极有窗以达气。旁四室则无之,而系囚常二百余。每薄暮下管键,矢溺皆闭其中,与饮食之气相薄,又隆冬,贫者席地而卧,春气动,鲜不疫矣。狱中成法,质明启钥,方夜中,生人与死者并踵顶而卧,无可旋避,此所以染者众也。又可怪者,大盗积贼,杀人重囚,气杰旺,染此者十不一二,或随有瘳,其骈死,皆轻系及牵连佐证法所不及者。”
余曰:“京师有京兆狱,有五城御史司坊,何故刑部系囚之多至此?”杜君曰:“迩年狱讼,情稍重,京兆、五城即不敢专决;又九门提督所访缉纠诘,皆归刑部;而十四司正副郎好事者及书吏、狱官、禁卒,皆利系者之多,少有连,必多方钩致。苟入狱,不问罪之有无,必械手足,置老监,俾困苦不可忍,然后导以取保,出居于外,量其家之所有以为剂,而官与吏剖分焉。中家以上,皆竭资取保;其次‘求脱械居监外板屋,费亦数十金;惟极贫无依,则械系不稍宽,为标准以警其余。或同系,情罪重者,反出在外,而轻者、无罪者罹其毒。积忧愤,寝食违节,及病,又无医药,故往往至死。”余伏见圣上好生之德,同于往圣。每质狱词,必于死中求其生,而无辜者乃至此。傥仁人君子为上昌言:除死刑及发塞外重犯,其轻系及牵连未结正者,别置一所以羁之,手足毋械。所全活可数计哉?或曰:“狱旧有室五,名曰现监,讼而未结正者居之。傥举旧典,可小补也。杜君曰:“上推恩,凡职官居板屋。今贫者转系老监,而大盗有居板屋者。此中可细诘哉!不若别置一所,为拔本塞源之道也。”余同系朱翁、余生及在狱同官僧某,遘疫死,皆不应重罚。又某氏以不孝讼其子,左右邻械系入老监,号呼达旦。余感焉,以杜君言泛讯之,众言同,于是乎书。
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其绞缢,曰:“顺我,始缢即气绝;否则,三缢加别械,然后得死。”唯大辟无可要,然犹质其首。用此,富者赂数十百金,贫亦罄衣装;绝无有者,则治之如所言。主缚者亦然,不如所欲,缚时即先折筋骨。每岁大决,勾者十四三,留者十六七,皆缚至西市待命。其伤于缚者,即幸留,病数月乃瘳,或竟成痼疾。
余尝就老胥而问焉:“彼于刑者、缚者,非相仇也,期有得耳;果无有,终亦稍宽之,非仁术乎?”曰:“是立法以警其余,且惩后也;不如此,则人有幸心。”主梏扑者亦然。余同逮以木讯者三人:一人予三十金,骨微伤,病间月;一人倍之,伤肤,兼旬愈;一人六倍,即夕行步如平常。或叩之曰:“罪人有无不均,既各有得,何必更以多寡为差?”曰:“无差,谁为多与者?”孟子曰:“术不可不慎。”信夫!
部中老胥,家藏伪章,文书下行直省,多潜易之,增减要语,奉行者莫辨也。其上闻及移关诸部,犹未敢然。功令:大盗未杀人及他犯同谋多人者,止主谋一二人立决;余经秋审皆减等发配。狱词上,中有立决者,行刑人先俟于门外。命下,遂缚以出,不羁晷刻。有某姓兄弟以把持公仓,法应立决,狱具矣,胥某谓曰:“予我千金,吾生若。”叩其术,曰:“是无难,别具本章,狱词无易,取案末独身无亲戚者二人易汝名,俟封奏时潜易之而已。”其同事者曰:“是可欺死者,而不能欺主谳者,倘复请之,吾辈无生理矣。”胥某笑曰:“复请之,吾辈无生理,而主谳者亦各罢去。彼不能以二人之命易其官,则吾辈终无死道也。”竟行之,案末二人立决。主者口呿舌挢,终不敢诘。余在狱,犹见某姓,狱中人群指曰:“是以某某易其首者。”胥某一夕暴卒,众皆以为冥谪云。
凡杀人,狱词无谋、故者,经秋审入矜疑,即免死。吏因以巧法。有郭四者,凡四杀人,复以矜疑减等,随遇赦。将出,日与其徒置酒酣歌达曙。或叩以往事,一一详述之,意色扬扬,若自矜诩。噫!渫恶吏忍于鬻狱,无责也;而道之不明,良吏亦多以脱人于死为功,而不求其情,其枉民也亦甚矣哉!
奸民久于狱,与胥卒表里,颇有奇羡。山阴李姓以杀人系狱,每岁致数百金。康熙四十八年,以赦出。居数月,漠然无所事。其乡人有杀人者,因代承之。盖以律非故杀,必久系,终无死法也。五十一年,复援赦减等谪戍,叹曰:“吾不得复入此矣!”故例:谪戍者移顺天府羁候。时方冬停遣,李具状求在狱候春发遣,至再三,不得所请,怅然而出。
烟波桃叶西陵路,十年断魂潮尾。古柳重攀,轻鸥聚别,陈迹危亭独倚。凉飔乍起。渺烟碛飞帆,暮山横翠。但有江花,共临秋镜照憔悴。
华堂烛暗送客,眼波回盼处,芳艳流水。素骨凝冰,柔葱蘸雪,犹忆分瓜深意。清尊未洗。梦不湿行云,漫沾残泪。可惜秋宵,乱蛩疏雨里。
丽宇芳林对高阁,新妆艳质本倾城。
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
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
辛亥正月二十四日,发合肥
钗燕笼云晚不忺。拟将裙带系郎船。别离滋味又今年。
杨柳夜寒犹自舞,鸳鸯风急不成眠。些儿闲事莫萦牵。
梁王魏婴觞诸侯于范台。酒酣,请鲁君举觞。鲁君兴,避席择言曰:“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齐桓公夜半不嗛,易牙乃煎熬燔灸,和调五味而进之,桓公食之而饱,至旦不觉,曰:‘后世必有以味亡其国者。’晋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听朝,遂推南之威而远之,曰:‘后世必有以色亡其国者。’楚王登强台而望崩山,左江而右湖,以临彷徨,其乐忘死,遂盟强台而弗登,曰:‘后世必有以高台陂池亡其国者。’今主君之尊,仪狄之酒以;主君之味,易牙之调也;左白台而右闾须,南威之美也;前夹林而后兰台,强台之乐也。有一于此,足以亡其国。今主君兼此四者,可无戒与!”梁王称善相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