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楼风雨感斯文，短翼差池不及群。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
高楼上风雨如晦感动于杜司勋的诗文，他羽翼短小无力奋飞赶不上同群的人。
倾注心血刻意写诗感伤时事又伤离别，人世间值得推崇和赞誉的只有杜司勋！
杜司勋：即杜牧，晚唐时期诗人、散文家，曾于唐宣宗大中二年（848年）三月入朝为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见《樊川集》中《上周相公启》及《宋州宁陵县记》），故称杜司勋。
风雨：语出《诗经·国风·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抒写风雨怀人之情。此借意以怀杜牧，并以风雨迷茫之景象征时局之昏暗。斯文：此文，指他当时正在吟诵的杜牧诗作，即第三句所谓“刻意伤春复伤别”之作。
差池：犹参差。指燕飞时尾羽参差不齐。语出《诗经·国风·邶风·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马瑞辰通释：“差池，义与参差同，皆不齐貌。”此谓自己翅短力微，不能与众鸟群飞比翼。此自谦才短，又自伤不能奋飞远举。
刻意：有意为之，此指别有寄托。伤春：因春天到来而引起忧伤、苦闷。复：又。伤别：因离别而悲伤。唐李白《忆秦娥·箫声咽》词：“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首句“高楼风雨感斯文”，写自己对杜牧诗歌独特的感受。这是一个风雨凄凄的春日。诗人登上高楼，凭栏四顾，只见整个长安城都沉浸在迷茫的雨雾中。这风雨如晦的景象，正好触动胸中郁积的伤世忧时之感。
正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诗人对杜牧的诗作也就有了更深切的感受，因为后者就是“高楼风雨”的时代环境的产物。杜牧的“斯文”，不能确指，也不必确指，应是感伤时世、忧愁风雨之作。
次句“短翼差池不及群”，转说自己，也暗含杜牧。这是一首送别诗。李商隐用“差池”暗寓“伤别”之情。这句是说，自己正如风雨中艰难行进的弱燕，翅短力微，赶不上同群。
这是自伤身世孤孑，不能奋飞远飞，也是自谦才力浅短，不如杜牧。这后一层意思，正与末句“唯有”相呼应。上句因“高楼风雨”兴感而兼写双方，这句表面上似专写自己。其实，“短翼差池”之恨不独李商隐。他另一首《赠杜十三司勋员外》曾深情劝勉杜牧：“心铁已从干镆利，鬓丝休叹雪霜垂。”正说明杜牧同样有壮心不遂之恨。这里只提自己，只是一种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
“刻意伤春复伤别，人间唯有杜司勋。”三、四两句极力推重杜牧的诗歌。伤春、伤别，即“高楼风雨”的忧时伤世之意与“短翼差池”的自慨身世之情，也就是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和主题。“伤春”、“伤别”，高度概括了杜牧诗歌的主要内容与基本主题，并揭示了带有那个衰颓时代所特有的感伤情调的艺术风格。“刻意”二字，既强调其创作态度之严肃，又突出其运思寓意之深厚，暗示他所说的“伤春伤别”，并非寻常的男女相思离别，伤心人别有怀抱。末句“唯有”二字极高评价了杜牧在当时诗坛上的崇高地位。
这首诗之蕴含着丰富的言外之意、弦外之音。诗人极力称扬杜牧，实际上含有引杜牧为同调之意。既评杜，又属自道。同心相应，同气相求，诗人在评杜、赞杜的同时，也就寄托了自己对时代和身世的深沉感慨，暗含着诗坛寂寞、知音稀少的弦外之音。
此诗当作于唐宣宗大中三年（849年）春天。安史之乱以后，李唐王朝便日渐衰弱。从唐穆宗朝开始的牛李党争使整个朝廷更加混乱。在党争中，杜牧离开长安，几近家破人亡，无以存身；李商隐也不能幸免，一路外放，生活每况愈下。随着唐宣宗即位，为党争牵累的杜牧、李商隐，从外放地陆续回到京城长安。大约在大中三年（849年）前后，这两位诗人久别之后，终于重又聚合。当时杜牧任司勋员外郎兼史馆修撰，李商隐在京兆府担任代理法曹参军。因为彼此之间的私下情谊，他们在这段日子里有过频繁的相处交游，有过密切的来往酬唱。在《全唐诗》的《李商隐卷》中收录的《杜司勋》和《赠司勋杜十三员外》都作于此时。
湘流绕南岳，绝目转青青。
怀禄未能已，瞻途屡所经。
烟屿宜春望，林猿莫夜听。
永路日多绪，孤舟天复冥。
浮没从此去，嗟嗟劳我形。
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
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
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
挥羽邀清风，悍目发朱光。
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
愿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场。
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偏识长更苦。欹枕数秋天，蟾蜍下早弦。
夜寒惊被薄，泪与灯花落。无处不伤心，轻尘在玉琴。
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谿生，又号樊南生，与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温李”，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市）人，后随祖辈移居荥阳（今河南省郑州市），晚唐时期诗人。
李商隐幼年丧父，随母还乡过着清贫的生活。十六岁时，因擅长古文而知名。大和三年（829年）移家洛阳，结识令狐楚等前辈。“牛党”令狐楚欣赏他的文才，亲自授以今体章奏之学，并给予资助，后又聘其入幕，至开成二年（837年），考中进士，及第后再入令狐楚幕，令狐楚死后，入“李党”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不久娶王女为妻。从此陷入“牛李党争”漩涡，被“牛党”视为“背恩”“无行”。次年应“博学鸿词科”考试，已被录取再遭刷落。会昌二年（842年）应“书判拔萃试”，被授秘书省正字。宣宗即位后，牛党得势，其随即放弃京职，随李党郑亚赴桂海。后期十几年时间，都漂流各地，为各地幕僚，开始笃信佛教。大中十二年（858年），因病退职还乡，在郑州去世。
李商隐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其诗构思缜密，多用含蓄象征的手法，精工富丽的辞采，婉转和谐的韵调，曲折细微地去表现深厚的情感。李商隐胸怀“欲回天地”，力促唐王朝中兴的志向，但身处晚唐已无实现抱负的可能。其骈体章奏与哀诔之文因形式瑰丽、情文并茂而在当时极负盛名，曾自编为《樊南甲集》等，李商隐还是晚唐杰出诗人，其诗各体俱有佳作，尤以五七言律绝成就为高，七言律诗的造诣更是上追杜甫而独步晚唐。主要作品有《瑶池》等。